① 求解「至治之世，士在公弧；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游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
真難查出處，不過還是給你查到了，引文你打錯字了。
語出：清 魏源 《默觚下·治篇十二》：「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游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
關鍵詞解釋：1）公孤：公指三公，即太師、太保、太傅；孤指三孤，即少師、少保、少傅。公孤在古代都是地位很高、權力很大的官職，明清以後，三公三孤盡作為名譽職位賜予大臣。2）僚采：剛剛查的字典說是同僚的意思，但根據上下文應該是指中下級官員的意思。3）游寓：游歷寄居。4）阿（念e1）谷：山谷。
意思不難的：政治十分清明的時代，士在高級官員裡面；政治一般清明的時代，士在中下級官員裡面；政治不好，有傾覆危險的時代，士在民間游歷寄居；王朝滅亡的亂世，士在山谷里（躲避）。
這個呢反映的是古代的知識分子（這里說的士，士指有道德有修養有文化的有人品的正直知識分子）在不同時代的不同際遇和不同處世方式。政清人和時，朝廷取士用人都很公平，所以知識分子才能到三公三孤的高位，發揮自己的作用；政情一般的時代，占據高位的往往士道德有些瑕疵、能逢迎皇帝的人，所以知識分子往往只能在中下級官員里，難以上升；政治腐敗了，王朝有覆滅危險的時候，朝中往往被貪污腐敗而又無能的人把持，知識分子一般進不了中央政府，所以只能在各地游寓做地方小官；到天下大亂的時候，知識分子往往不能發揮多大的作用了，這時候就只能躲進山谷里避亂，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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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有個介紹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父魏邦魯作過江蘇嘉定、吳江等地巡檢。他少年時代，家道中落，所以自幼從母讀書，母績子讀的生活陶養了他的性格。年15歲補縣學生員，好讀史，並對陽明學很感興趣。17歲時因家貧，一邊學習且一邊開始授徒。19歲時曾就讀於湖南嶽麓書院。年20隨父至北京，從胡墨庄習漢儒家法，又問宋儒之學於姚敬塘，學公羊學於劉逢祿，並與龔自珍等切磨古文辭。在京3年，他的學問大有長進，後歸湖南長沙授徒講學。
1822年，魏源中順天鄉試舉人。自此放下教業，充當地方官的幕僚。1825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聘他編纂《皇朝經世文編》，首開清末編輯時務政論文編的風氣。由此他開始留意經世濟用之學，並立志以經世濟用之學來拯救清王朝。然而，魏源在仕途上極為坎坷，屢試不第，只好長期充當幕僚，寄人籬下。1829年時魏源36歲，考進士又未中，捐了一個內閣中書舍人，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內閣的重要文獻資料，這為他後來撰寫《聖武記》准備了豐富資料。他自己說：「內閣為典籍之藏，國朝掌故之海，乃留意一代典故之學」。
魏源自32歲時起在賀長齡處作幕僚，至52歲時止，整整20年的時間，長期在江南作幕僚，為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兩江總督兼江蘇巡撫陶澍、兩江制府陳公鑾、林則徐、陸建瀛等籌劃漕、河、鹽、兵政，辦理漕糧改海運，改革官鹽弊政等事，同時以經世致用的治學精神撰寫了《默觚》、《老子本義》、《孫子集注》、《庸易通義》、《籌漕篇》、《籌河篇》、《軍儲篇》等著作。同時他還為兩江總督陶澍籌議海運、水利、鹽政，撰有《籌鹺篇》。在這些著作中，魏源闡發了革新社會、改良吏治、改革教育與學術的主張，成為當時與龔自珍齊名的「通經致用」代表人物，世稱龔魏。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參加兩江總督裕謙幕府，在浙江參加抗英斗爭。鴉片戰爭失敗後，他深感清王朝政治無能和軍事外交腐敗，以為非更法圖強不能救國保種，於是他將長期積累的資料撰成《聖武記》十四卷，以清初的武功激勵人民振奮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英救國。不久，他又接受林則徐的委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撰成《海國圖志》。《海國圖志》共100卷，到1847年完成，首刻於揚州，1852年最後定稿重印於高郵。該書除記述各國地理、歷史之外，還介紹了一些先進的軍事和科學技術，明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進步主張。這部書在清末成為了解西方文化、軍事、地理、歷史的重要著作，並作為我國第一部世界地理教科書用於學校。
道光二十五年(1845)，魏源以52歲的年齡參加了會試，始考中進士。以後出任東台、興化知縣。在興化縣任內，他體察民情疾苦，「為民諸命」，有「拯飢拯溺之功」。咸豐元年(1851)。他出任高郵知州，在此改建書院，創設義學，注重發展地方教育事業。咸豐三年，他倡辦團練，組織地方武裝對抗太平軍。但不久因「遲誤驛報」太平軍起義而被革職。晚年他棄官舉家遷往興化，從此專心著述，直至咸豐七年病卒。
魏源生於清朝晚期，社會動盪不安，國家政治腐敗，國防廢馳，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把侵略勢力擴展到中國，鴉片戰爭打破了長期封閉的古國大門，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危機四伏，清王朝行將滅亡之勢不可逆轉。在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之中，作為地方階級改良派的知識分子，他憂國憂民，企望以經世致用之學來改造學術，改良教育，首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盡管他沒有認識到清王朝腐敗的根源是封建社會制度，也沒有提出從根本上改革封建社會制度的主張，但是他以拯時救弊的抱負，提出了學習西方改革弊政的經世思想，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魏源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學習以改革封建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國近代著名思想家。他一生著有《古微堂集》、《古微堂詩集》、《老子本義》、《孫子集注》、《書古微》、《詩古微》、《元史新編》、《聖武記》、《海國圖志》等重要著作。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思想對當時思想界震動很大。
《默觚》是魏源《古微堂集》中的一短篇論著。《古微堂集》有光緒四年(1878)淮南書局木刻本，有黃象離增補重編宣統元年(1909)國學扶輪社印行本，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魏源集》也將《默觚》收錄進這個集子的上冊中，共80頁。
《默觚》集中反映了魏源的修身論、認識論、天理論、人才觀、歷史觀等思想。全書分為兩篇，即學篇、治篇。《學篇》（1—14）闡述了為仁、為德、為善、忠孝以及謙虛、格物等修身內容和方法。他主張學習要用志不分、勤學好問、格出慾念、反情復性、循序漸進；還論證了天人合一、人定勝天、君師道一等觀點。《治篇》(1—16)主要論述了他的人才觀、歷史觀和為政思想等。提出了培養人才、任用人才、識別人才的方法。他將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歷史加以比較總結出了許多歷史經驗。還分析了教化、諍諫、立法、刑賞、卜筮等對治理國家的作用；強調了人才培養在國家治與亂、盛與衰中的重要影響。
本書主要思想有：
（一）反對「生而知之」的觀點，強調「行」對人的認識的重要性和人的後天實踐作用。他認為人的認識是「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今人益於古人」，「身教親於言教」。人們要了解事物，就必須親自與它接觸；反對從書本中尋找知識的治學方法。他舉例說：看了五嶽地圖的人，以為了解了山，卻不如上山打柴的人走一趟知道得更清楚。他還以「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日魯，魯者日敏」的例子，說明不存在天生的聰明與天生的愚蠢的人。
（二）在修身方法上，他主張：(1)去掉自身的異端，「攻他人之異端，不如攻一身之異端」，「攻一身之異端」始而以道德戰紛華，既而以中行繩過、不及，內御日強，外侮日退，則人我一矣，則自身之異端盡矣。」(2)要不斷進取，勤於學習，以致「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賢人，而聖人，而人道始盡。」(3)要智勇與德結合，「用智如水，水濫則溢；用勇如火，火烈而焚；故知勇有時而困，且有時自害」，只有君子的德行才能使它們「多而不溢，積而不焚」。(4)要逸樂勤勞，積善成德，居安思危，於治憂亂。(5)要經常反省自己，不自以為是。「物望不孚，德業不進者，無不由於自是而自大。」「作德之事千萬端，皆從自反而起」，「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謙，謙生虛，虛生受，而無一物不可容。」(6)要格物，「立德、立功、立言、立節」。「何謂大人之學格本末之物？曰：意之所構，一念一慮皆物焉；心之所構，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構，五事五倫皆物焉；家國天下之所構，萬幾百慮皆物焉。」（7）要遵循孝道，他說「人之為道也，敬天地之性而不敢褻，全天地之性而不敢虧。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孝之外無學，孝之外無道」。
（三）在學習方法上，他認為：(1)學習要注意力集中，「溺心於邪，久必有鬼憑之；潛心於道，久必有神相之。」他說，這不是鬼神之力而是由於精誠之極。他還說「君子之於道也，始於一，韜於一，積於一，優游般樂於一。一生變，變生化，化生無窮。」「道以多歧亡羊，學以多方喪生。」(2)要反情復性，「凡不學之人，患莫甚貨、色；學道之人，患莫甚好名，而皆起於我見。」所以，「君子之學，不主逆而主復。」他引用管子言學的話說：「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外敬內靜，能反其性，性將大定。」(3)學習不能急於求成，「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亂；化未熟而急變俗，俗必駭；慮未熟而急圖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4)要虛心，勤學好問，「經天緯地之文，由勤學好問之文而入，文之外無學，文之外無教也。」
（四）「學問之道」得來不費功夫的，必定很容易失去；只有經過自己艱苦卓絕的努力得到的，才能兢兢業業保持下去。他認為「聖人之道」不在豪放高遠的虛幻理想中，而在枯槁寂寞的平常實踐中。他主張「君師道一」，「三代以上，君師道一而禮樂為治法；三代以下，君師道二而禮樂為虛文。」他分析說：「禮樂」為「道之器」，「兵刑」為「道之斷」，「食貨」為「道之資」。「道」體現於每一件事中叫做「治」；把這些事情寫進方略，使後世求道制事以它作依據，就叫「經」；將「經」放入成均、辟雍，由師氏、保氏、大樂正加以傳授，這就叫「師儒」；「師儒」所教育的學生，由小學進入國學，由侯國貢給朝廷，就稱做「士」，九年能通經的「士」，「以淑其身，以形為事業，則能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制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
（五）魏源認為學問是無止境的，「有豢身之學，爵祿而止矣；有華身之學，謏聞而止矣；有以身濟身之學，猶效邦國而止矣；有踐形盡性之學，耄老不足，死生夭壽不可離，則未知所止矣。」因此，人們應該不懈地努力學習。
（六）教育要培養有真才實學且能明德親民的人才，為國家服務。他批評後世培養人才，「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則又一人遍責以六官之職，或一歲而遍歷四方民夷之風俗；舉孔門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攝者，而望之科舉免冊之人。始也桃李望其松柏，繼也彩勝望其桃李；及事不治，則拊髀而嘆天下之無才。」他認為「清談玄虛之士不可以治民」，「足民治賦之才不可以語性命，此親民而未明德者也」，「潛修養性之儒未可皆共事功，此明德而未能親民者也。」「學道者宜各自知所短，用人者宜各因其所長；勿以師儒治郡國，勿以方面之材責師儒」。
（七）國家的治理有賴於賢才，「功莫大於成君德，而立政次之，故有內匡，有外匡」。不然，臨大事才去求人才就很艱難了。對於人才要有合理的態度，他說：「人主與忠信道德之士處，若服蘭芍然，久而不知其芳」，「專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專以德取人，必致取鄉願。」「天下小人不可盡誅，小人之有才者尤不能不用，但止可驅策於邊疆而不可用於腹心密勿之地。」這就是說，在發展教育的同時，要儲備人才，合理利用人才，不能浪費人才。
（八）國家的荒亂有六種；堂陛玩愒，政令叢瑣，物力耗匱，人材嵬茶，謠俗澆酗，邊場弛警。歷代亡天下的禍患有七種：暴君、強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鄙夫。他把整個國家比為人的身體，「後元首，相股肱，諍臣喉舌」，「庶人鼻息」。認為國家要養成「忠厚之治」很重要的一步，即興教化，「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無以格愚。」
魏源的《默觚》有這么幾個優點：(1)運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樸素的辯證法對他的修身論、人才觀等作了闡述。認為世間的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反對「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儒家傳統觀點。他以這種變化的觀點解釋社會歷史，肯定了教育的發展和社會歷史的進化，斷言「後世之事」可以「勝於三代」。（2）他毫不留情地對清的教育腐敗現象予以揭露，指出：把持朝政的大官僚「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才為何物」，明哲保身，不重視人才的培養，貽害國家。(3)魏源反對「貴以襲貴，賤以襲賤」的做法，主張實行「量能而授之職」的用人原則，以便學校培養的人才能公平地為社會所用。(4)他把老子、墨子也稱為聖人，「老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墨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柳下、伯夷、伊尹，方以內之聖也，老聃、墨翟，方以外之聖也。」他十分鄙視因循守舊的孔孟之徒，將這些人稱為「庸儒」、「腐儒」；怒斥「庸儒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腐儒之無用亦同於異端」。對宋朝理學也進行了嚴厲的抨擊，揭露「宋儒專言三代」。把理學斥之為「俗學」，認為理學教育「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實際上沒有用處。他把教育育人與治理國家緊密結合，要求培養真才實學、親民明德的人才，反對空疏無用的教育。
魏源對教育的一些認識相當精闢，他的思想在當時思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魏源的教育思想和《默觚》這部論著也有不少缺點。比如，在他看來「無一息之變」的事物中，「不變者道而已」，認為社會要變卻反對根本改變封建教育制度；他不相信鬼神，卻又十分強調人才培養客觀條件的作用，相信「才量受諸天，福量受諸天」，功名與運會「相值而成，亦才十之三而天命十之七。」在他的道德觀中認為「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婦必從」，「勞心者不勞力，尚武者不修文」等都是很消極的。該書對教育的論述顯得比較零散；而且《治篇》偏重闡發他自己的人才觀、歷史觀和為政思想等，對教育的直接論述筆墨不多。
魏源作為近代睜眼看世界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敢於反對傳統的儒家教育思想，揭露時弊，提出了適合當時社會實際的教育主張，極見愛國主義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