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課堂教學質量評價模型

① 教育神經科學對課堂教學的啟示怎麼樣，好不好

心智、腦與教育以及教育神經科學旨在將生物科學、認知科學和發展科學聯系起來，為教育奠定堅實的研究基礎(Fischer, 2007,2009; Rodriguez, 2012)。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在教育實踐者和科學研究者之間建立合作關系，共同設計出與教育實踐和政策有關的研究。傳統的認知科學研究模式中，研究者在學校搜集數據、分析數據並撰寫研究報告，這種研究模式忽視了教師和學生的作用，因此，無法適應學科整合發展的新要求。目前亟需一種讓研究者和教師合作起來的研究方式，探索對教育產生影響的知識。教育實踐者能夠提出有用的研究問題，形成有用的研究方案，產生有用的研究證據，從而提高學校的教育質量，提升其他教育環境中的教育實踐。

科學研究與實踐的結合有助於我們發現研究的問題，並產生可用的知識（usable knowledge）。以醫學為例，臨床醫務工作者，如外科醫生和護士等，與教學醫院及其他實踐部門的生物學研究者合作，將研究工作與臨床疾病與健康問題結合起來，在當代醫學領域的研究和實踐中，如干預和治療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研究與實踐的結合在許多領域都已經常規化了(Hinton & Fischer, 2008)。在氣象學領域，科學與實踐相結合，分析氣候，預測天氣（如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http://www.ncar.ucar.e/research/meteorology/)。雅芳和露華濃這類化妝品公司斥數億資金研究皮膚護理、化妝和保健等問題，他們根據研究證據，並結合實踐知識，生產了數以千計的產品。汽車製造業、食品加工業、農業、化學、建築業等主要現代行業都建立在堅實的研究基礎之上，而這些研究都是以實踐問題為導向的，比如研究成果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如何適用於不同情境。芝麻街將研究與實踐聯結起來，提出了新的研究模型，從一開始就不斷地檢測項目的有效性（Lesser，1974）。

但是教育領域卻沒有多少實踐性的研究。沒有研究的支撐，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已經落後了。早在1896年，教育哲學家杜威就提出建立實驗學校的構想，為教學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但是他的遠見卓識並沒有受到大家的重視。教育中沒有常規的基層組織來研究與評估學習和教學的有效性。露華濃和豐田公司都可以花費數億資金研究如何提高化妝品和汽車的質量，學校怎麼就能夠簡單地採用所謂的「最佳教育實踐」而不搜集證據，弄清楚究竟什麼樣的教育是真正有效的呢？

由於缺乏研究基礎，世界上許多政府正在建立像PISA（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經合組織，2007a）這樣的標准化測試來評估學校的學習。這些評估在確定學與教的有效性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一部分原因在於它們將教師和學生的意見排除在外，另一部分原因在於它們只評估了狹窄領域的技能。本田汽車公司能用競賽的成績來評估汽車的性能，而不管日常駕駛的速度嗎？化妝品公司能每年只對大廳里的人進行測試嗎？在學校和其他學習環境中，教育必須對學生在學校的真實表現作出評估。而這些評估應由教師、研究者和學生共同設計，用以測試哪些內容得到了有效地學習，哪些內容學生還沒有掌握。Daniel和Poole（2009）把這類研究稱為 教育生態學（pedagogical ecology）。

一、 心智、腦與教育

20世紀90年代後期，心智、腦與教育運動同時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興起。巴黎、東京、布宜諾斯艾利斯、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以及世界上的其他許多地方同時開展這類運動。這場運動旨在將生物學、認知科學與教育聯結起來，進而加深我們對教與學的理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Bruno della Chiesa等人在巴黎發起了「學習科學與腦科學研究」項目，聯合科學家與教育者開展教育研究。他們出版了2本關於學習科學與腦科學的書(OECD, 2002, 2007b)：《理解腦：走向新的學習科學》、《理解腦：新的學習科學的誕生》。Hideaki Koizumi及其同事在東京開啟了系列性的縱向研究，把生物學和教育聯系起來，最終創辦了兒童學協會，並開始對日本兒童的發展和學習進行縱向研究(Koizumi, 2004)。阿根廷的Antonio Battro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了《半個腦足矣》一書，敘述了只有半個腦但發育大體正常的男孩Nico的案例。同時Battro和他的同事還在學校與醫療機構之間開展合作研究。美國哈佛大學的Kurt Fischer，Howard Gardner等人啟動了國際上第一個「心智、腦與教育」研究生培養專業，將生物學尤其是認知神經科學納入教育。這個專業項目是在哈佛大學「心智—腦—行為」項目的基礎上設立的，但是研究側重於學校的教與學活動(Blake & Gardner, 2007; Fischer, 2004, 2007)。與之同時，美國的Kenneth Kosik, Anne Rosenfeld和Kelly Williams主辦了學習與腦的全國性會議，該會議旨在幫助教師了解神經科學和遺傳學中與教育有關的知識(http://www.epr.com/)。彷彿就在瞬間，將生物學與教育結合起來的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涌現出來！

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團隊表現出濃厚的合作興趣。2004年「國際心智、腦與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Mind, Brain, and Ecation，IMBES）成立，2007年學會的官方學術期刊《心智、腦與教育》（Mind, Brain, and Ecation）創刊。在歷史上擁有4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羅馬梵蒂岡科學院也積極推動這一新興領域的發展。2003年，梵蒂岡科學院在其誕辰400周年的慶典活動中，邀請哈佛大學主持「心智、腦與教育」專業項目的負責人Kurt Fischer教授、阿根廷的Antonio Battro等國際學者，召開了有關心智、腦與教育的研討會。此次會議還出版了一本專輯《受教育的腦：神經教育學的誕生》。國際大型研究項目、面向腦科學研究者和教育者的會議、專業書籍以及各種各樣的新興活動，使得這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充滿了勃勃生機。目前世界上開設了許多專業培養項目，例如，美國達特茅斯大學(Coch, Michlovitz, Ansari, &Baird, 2009)、南加州大學(Immordino-Yang, 2007)、德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分校(Schwartz &Gerlach, 2011)、英國劍橋大學 (Goswami, 2006)、中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0）、美國哈佛大學(Hinton & Fischer, 2008)等國際知名大學率先啟動了「心智、腦與教育」專業培養項目，這些專業培養項目的培訓者、研究者和教育者將生物學和教育學聯系起來。此外，法國的巴黎和日本的東京也正在醞釀進一步的行動計劃。

把實踐、研究和政策聯系起來的努力已經成為有關腦科學、遺傳學和教育學學術期刊的熱點問題。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腦科學的應用可以增加產品的銷售量，一些以營利為目的的人打著腦科學的旗號，向學校教育者和家長推銷所謂的「基於腦」的商業產品，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McCabe & Castel, 2008)。這種局面不僅令人感到遺憾，而且還造成了與腦科學和遺傳機制有關的神經神話大行其道(Fischer, Immordino-Yang, & Waber, 2007; Goswami, 2006; Hinton, Miyamoto, & dellaChiesa, 2008; Katzir & Paré-Blagoev, 2006)。目前，大多數有關腦和身體的知識往往是錯誤的(OECD, 2007b)，市場上已經出版的有關「基於腦的教育」的許多書籍都建立在不正確的神經神話的基礎之上。一些所謂的「基於腦的教育」的基礎是，學生有腦。他們提供的所謂腦功能的「知識」是不科學的，他們並沒有把真正科學的腦功能知識作為基礎。例如，人們並不是運用半個腦（左半腦或者右半腦），而是左右腦全用。同樣，男孩和女孩的腦之間也不存在巨大的性別差異。基於腦的教育所產生的「神經神話」與生物科學領域有關DNA等的研究以及腦科學的研究進展產生了鮮明的對照(Goldhaber, 2012)。研究揭示，過去所形成的有關遺傳如何塑造身體和腦的觀點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當前，科學家才剛剛開始破解DNA和RNA塑造人的身體和腦的奧秘。科學家對人類遺傳的理解又返回到小學一年級的水平。

由於教育神經科學和心智、腦與教育中存在的這一情況，教育神經科學的培訓必須讓接受培訓的人形成批判性思維，能夠質疑基於腦的教育主張是否具有科學性。教育者和研究者首先要問的問題是：「證據說明了什麼？」總之，研究者和教育者必須合作，把生物學和認知科學的知識運用到教育中，為教育奠定科學的基礎。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間建立起這種合作，才能夠充分地運用神經影像技術與工具來分析學習，從而打開學習的黑匣子，闡明教與學是如何發揮作用的(Hinton & Fischer, 2008; Rodriguez, 2012)。

二、 認知模型與改善教育的可能性

在語言與交往的過程中，人們常常運用模型來理解和分析周圍所發生的一切。這些模型便構成了我們思維和感知模式的基礎。幾十年來，人類學家和認知科學家已經就我們如何運用這些模型的問題進行了分析(Benedict, 1934; Levi-Strauss, 1966)。最近，認知科學的研究說明了這些模型如何影響人類的思維，如何形成腦與學習的神經神話。其中最直接的分析來自Lakoff和Johnson（1980）的一個框架，該框架說明人們是如何使用無意識范疇的模型來理解我們自己和他人的，其中包括20世紀形成的所有腦模型（Vidal，2007）。

（一） 腦格和知識傳遞

目前，人類的心智模型把腦看作學習和意識的核心，Vidal稱之為腦格的塑造。腦是自我和人格的核心。從最極端的角度來講，人等同於自己的腦，就像小說里所描述的，人就像是桶里裝的腦，一個人最核心的部分似乎就是他/她的腦。根據這個觀點，人的身體、人際關系甚至人類文化都只是腦格這個核心的背景。我們所有人都被囊括在這個模型中，就好像是說，學習僅僅發生在腦中，而忽視了身體對學習的影響以及個人所處環境對他/她是誰以及做什麼的影響。在這個模型里，學習包括在腦中存儲知識的過程，知識存儲在腦中，等候我們去使用，腦就好像是一個類似於圖書館或者計算機存儲器的存儲空間。一幅漫畫或許能夠更清晰地解釋這個模型：我在早晨醒來時去下載今天要用到的所有信息，然後根據我的工作要求去加工這一信息。難道我們每個人僅僅只是一台完成工作的信息處理器嗎？

我們再思考一下學校中所發生的教與學活動。這種神話或者模型與人類文化中普遍流行的模型相結合，即知識是信息的傳遞(Lakoff & Johnson, 1980; Reddy, 1979)。人們的學習就是獲得某個對象，如一個想法、一個概念、一種思維或是一個事實，然後擁有這個對象，並對它進行控制。如果要把這個對象教給另外一個人，則通過簡單地傳遞即可，就好像通過一根導管來傳遞一樣：他們以這種方式把信息灌輸給某人，然後這個人就擁有了這些信息。人們也可以將知識置於其他地方，例如，書本、網站或者他人。

人們常常會運用灌輸這個比喻來談論學與教的活動，因為在這些常見的例子中，人們常常無意識地運用這個比喻，有時則是為了幽默。「Jon和Howard互相講故事。」「Laura把這個想法告訴了Herman，但是他弄混了。」「Laura在網上發現了一種解釋。」「Bennett竊取了Megan的假設。」 「我告訴你答案了，你為什麼還不明白？你是笨蛋嗎？」人們可以操縱概念、觀點以及想法，也可以在心智中運作。「Herkimer無法擺脫這種想法，他沉迷於其中。」 「你心裡在想什麼？」

根據這種知識傳遞的模型，教師通過與學生分享知識對象來教學，然後學生就擁有了這些對象。至少學生應該擁有這些知識對象。如果學生不能熟練地運用這些工具，人們就認為他很愚笨或是懶惰。有時人們也將這歸罪於教師，因為教師沒有有效地傳遞信息。從廣義上說，人們把知識看成是學生必須接受和運用的信息。當然，許多老師和學生也意識到教與學並不是按照這個模型進行的，然而灌輸的比喻充斥在人類的語言和文化中，很難擺脫。

（二） 知識通過活動來建構

學習真是這么簡單嗎？如果這樣的話，要掌握某項技能或主題只需要學習一些事實，例如，在明尼蘇達州的哪個地方可以找到一片好的土地，種植某種莊稼的時間，種子要埋多深，需要雨水還是灌溉，諸如此類的事情。能把這些事實集中起來的農民就能學會如何在明尼蘇達州種莊稼嗎？但是學習並不是這樣的！把地種好遠比知道一些事實復雜得多。農民首先要運用知識把幾個月內的一系列活動協調整合起來：計劃、播種、生長和收獲，同時還要繼續學習如何改善生長條件，防止害蟲等等更多內容。

認知科學的研究有力地說明，知識是基於活動的(Piaget, 1952)。為了能夠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做得更好，就必須根據這個世界的要求來塑造我們的行為。腦科學告訴我們，要學會在明尼蘇達州種莊稼，必須實實在在地改變我們腦（和身體）的生理結構和機能：改變神經元、突觸，改變腦的激活模式，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在明尼蘇達州的耕作工作(Hubel & Wiesel, 1970; Singer, 1995)。僅僅接觸信息和事件，而不去作用於這些對象，則不能塑造我們的腦和身體，也無法為耕種或者環境中的其他任何活動做好准備。

學校學習也同樣從活動開始。如果學習簡單到只是獲得一些知識，那麼學生們就不需要接受那麼多年的教育，就可以成為21世紀的勞動者。熟練閱讀的能力需要多年的學習，與之類似，解釋戰爭的起因，寫一則花香的故事或分析從一座塔上拋下一個小球的落地運動也是如此。知識的代際傳遞需要每一代人來重新建立，它並不是簡單地給予或者傳遞(Vygotsky, 1978)。在這個知識和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歷史時期，僅僅記住事實遠遠不夠！

令人高興的是，認知科學研究者和腦科學研究者已經進行了一個多世紀的研究，分析人類如何創造和使用知識。學生要有效地學習，就必須通過自身積極的活動來塑造他們的腦(Baldwin, 1894; Bartlett, 1932; Piaget, 1952; Singer,1995)。如果是學習片段性知識，灌輸比喻可以描述學習發生的特徵，但如果是要運用知識而不僅僅是復述信息片段，那麼，認知科學研究者和神經科學研究者都證明，需要用積極的建構模型來取代灌輸比喻。人類通過運用知識實現目標而創造出知識。皮亞傑（1952）關於學習的基本模型是用心智把握概念，並在心理和物理上操縱這些概念。他非常喜歡的一個例子就是數學，數學里的基本運算包括運用加減乘除運算，對物體進行組合與分類，以產生數字。我們人類把隱喻作為模型來解釋我們的思維和活動，由此創造了思維的工具。

三、架起創建學習通路的橋梁

一個有力地證明模型和隱喻在兒童發展中具有強大作用的例子是，兒童直觀地建立起數軸模型的方法。Case and Griffin (1990,Griffin & Case, 1997)首先說明了這一點。他們通過教兒童運用數軸來幫助兒童理解數字，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教育干預措施，數軸模型為算術奠定了基礎。明確地教兒童運用數軸，可以促進兒童將數量有效地類推到一系列數字任務中並產生有效的遷移。這一干預非常有效，它解釋了數量問題中50%的變化。

圖0.1 數軸的概念結構

在Case 和 Griffin工作的基礎上， Susan Carey和她同事的研究揭示了兒童每次使用一個數字建立起心理數軸的過程(Carey,2009; Dehaene, 1997; LeCorre et al., 2006)。他們首先用1表示一個真實的數字，然後用更大的數字（2、3、4）表示「多」。兒童要學好幾個月才開始用2表示真實的數。接著用3和4表示「多」。然後，他們把數字3放到數軸上作為一個真實的數。在兒童學到3或者4時，他們概括出規則，建立起心理數軸模型，在數軸的一端加一個數字便向前移動1的位置。這個例子很好地說明了兒童是如何運用活動來建立思維模型的。兒童在加工過程中，實實在在地構建出數軸的心理模型。

四、 為教育創建研究的基礎

教育研究應該是日常教育活動的一部分，一個用來指導教育政策和實踐的常規組成部分。心智、腦與教育運動的目標是通過將人類發展、生物學、認知科學與教育聯系起來，為教育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科學地提高學習與教學的質量。我們有很好的工具來創建這個基礎，但是基層組織和傳統積淀都很薄弱。John Dewey (1896)很久以前就呼籲進行教育研究和發展，來闡明學習和教學的基礎，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芝麻街 (Lesser, 1974)和幾個研究團隊響應了這個號召。

其他的許多行業都廣泛地開展了實踐研究來鞏固他們的實踐，例如，農業、化學、氣象學、甚至化妝品行業。改善教育研究的基礎需要創建一個更為穩固的基層組織用於教育研究。這種研究必須是堅實的、有用的、有科學證據支持的，它還必須與教學以及教育環境中的學習聯系起來，這些教育環境包括學校、運動場、電視、互聯網……我們提出以下三個建議來創建一個有用的、有意義的教育研究基礎。

（一） 創設研究型學校

這些建議的背後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必須創建一個機構來支持教師和研究者的有益合作，促進研究的雙方提出對學習和教學有用的問題。幸運的是，我們有一個模型可供借鑒：教學醫院。在這些醫院里，研究者和實踐者一起參與設計、修改有用的程序和治療方案，產生有實效的聯結研究和實踐的方法,培養醫學研究者和實踐者。同樣，在農業中，研究者和農民共同努力,通過現場測試來改進農業產品和設備，並嘗試不同的種植方法。但是，教育缺乏這種基層組織來創建科學的學習和教學的基礎，盡管教育中已經做了如下探索：教師有目的地設計干預工具來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教學。但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直接測試這些干預措施的效果，看看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無效的。

實驗研究首先創設一種條件或干預，然後評估其結果。在醫學中，干預可以是一項治療措施，如葯物、手術、疫苗接種，或治療方案,然後對功能或健康進行測試。在學校，教師努力教學(一個干預),接著要麼通過直接測試，要麼通過觀察學生隨後的活動來評估學生的理解或技能水平。

盡管這是大家共同的美好願望，但是醫學和教育在評估聯結研究和實踐的方式上存在很大差異。在世界各地,每個高質量醫學院至少與一所教學醫院建立密切的關系，這是研究和實踐相結合地方。然而在教育領域，全世界幾乎沒有研究型學校，即專門從事學與教的研究學校，其目的是為教育實踐提供科學基礎。

教育需要一個像教學醫院一樣的機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研究型學校，通過研究型學校來建立教育實踐者和研究者之間的對話，並確立針對教育實踐的研究問題和方法(Hinton and Fischer, 2008)。研究型學校應該是真實的學校(包括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它們應該與大學（通常與教育學院）結盟。在研究型學校，教師和研究者應該協作創建聯系實踐的研究並培養未來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就像教學醫院，研究型學校必須關注實際問題，關注教育機構中（包括中小學、幼兒園和高等教育機構）哪些做法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

《心智、腦與教育》雜志已經發表了教育者的很多文章，他們強調在學校做研究時要注意的實際問題 ( 例如, Coch, Michlovitz, Ansari, & Baird, 2009; della Chiesa, Christoph, & Hinton, 2009; Kuriloff, Richert, Stoudt, & Ravitch, 2009; Kuriloff, Andrus, & Ravitch, 2011)。研究型學校建立在杜威(1896)的觀點之上，他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建議教育工作者創辦實驗學校,當時他是打算作為教育研究中心來運行的。杜威(1900) 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實驗學校，其目的是為了檢驗基於認知科學和心理學的教育實踐，以測試它們在現場實踐中是如何運行的。

不幸的是，現在幾乎沒有真正的實驗學校了。今天，大多數被稱為「實驗學校」的學校不做研究，而是服務於大學教員的孩子。因此，杜威界定的問題依然存在：盡管芝麻街的極好例子證明了教育研究相當有效，但是全世界都忽視了科學的教育研究。現在是建立真正的研究型學校，為教育政策和實踐提供研究基礎的時候了。

（二） 建立學習和發展資料庫

為教育研究奠定基礎的另一種關鍵方式是建立關於學習和發展的大型資料庫。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這種資料庫的重要作用。「死亡率分析報告系統「（Fatality Analysis Reporting System）是美國交通事故和安全資料庫(Hemenway, 2001)。這個資料庫創建於1966年，收集交通事故的系統數據，尤其是死亡率。該系統為高速公路工程、汽車設計等方面的分析提供了有效數據。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個資料庫的建立，使得過去50年的交通事故、傷亡率大幅下降。

在美國教育方面,公共服務機構和聯邦政府已經開始建立資料庫,包括美國國家教育進展評估(http://nces.ed.gov/NationsReportCard/)，國際兒童語料庫，主要集中在語言發展上(MacWhinney,1996), 美國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的兒童保健項目(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1994，2006) ，這些資料庫都是根據《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建立的。但是，這些資料庫並不關注課堂中的學習和教學方法，也不關注其他學習環境。理想的資料庫應當是現實環境下的學習和教學資料庫，類似芝麻街為兒童電視學習所做的先驅性工作。僅錄入標准化測試還不夠，因為這並不代表學校的正常學習。我們需要關注學校中的真實學習，包括對課堂實踐的評估。我們需要超越意識形態和一般性評價或觀點，實現真正的循證實踐和政策。

（三） 培養教育工程師

此外,我們需要培養一種新型的教育者,專門負責創建實踐和研究之間的有用聯結。他們將會在短期內把教育變成一項基於研究的事業，這正是哈佛大學心智、腦與教育專業課程和國際心智、腦與教育學會的中心目標。這些教育工作者可以把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和課堂學習結合起來，創建教育活動,以提高多元化教育背景中的學習,包括學習軟體或兒童電視的設計。在經典科學中，這種轉化聯結的作用非常重要,如化學、生物學和物理學的研究成果, 同樣在處理實際問題時也很有效，這些知識可以用於建設橋梁,生產新型的肥皂,或阻止水道中物種的入侵。在物理專業中，這種專業人士稱為工程師。政府和商業部門都需要工程師來將科學知識轉化為實踐。

這樣的專家將對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把他們稱為神經教育學家或教育工程師(Gardner, 2008)。研究型學校可以為這種專家提供培訓。在當前許多機構中，已經有專業人士在實踐和研究之間建立聯系。芝麻街使用實際的評估，包括形成性的評估,以決定其教育計劃(Lesser, 1974)。許多非營利組織和公司在教育中專門僱傭具有這種實踐技能的人。例如,美國特殊技術應用中心(www.cast.org)運用教育軟體來促進學習朝著多種軌跡發展(Rose & Meyer, 2002)。

教育神經科學具有巨大的潛力,但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希望和潛力，而應該去創建機構，以創造連接實踐與研究的有用知識。我們必須培養能夠在新的世界中做研究的學生，這個新世界把心智和腦科學的研究直接與教育政策和實踐聯結起來，為教育奠定科學的基礎。

在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積極支持下，心智、腦與教育的整合研究以及新興學科教育神經科學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迄今為止，已有40多個專業研究機構、專業學術組織以及專業人才培養機構誕生（周加仙，2013）。心智、腦與教育的跨學科整合研究對於中國實現從人才大國邁向人才強國的國策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參考意義。鑒於此，我們根據中國教育神經科學的發展以及教育政策與實踐的需要，精心選擇了這個領域中最權威、最重要的書籍，推薦給讀者。入選本套叢書的書籍，有的是重要國際組織的前沿研討成果，有的是國際教育神經科學的研究專家根據自己長期的科研成果撰寫而成，有的系統而全面地勾勒了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這些書籍在不同的領域都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我們相信，這套叢書將對中國心智、腦與教育的整合研究以及新興學科教育神經科學的發展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套譯叢的主編周加仙老師接受了教育神經科學的系統培訓，具有教育學、認知神經科學與心理學的跨學科知識。她發表了60多篇論文，並撰寫、翻譯與合作出版了20多本有關教育神經科學的著作，主編四套叢書。這種知識背景非常適合本套叢書的翻譯工作。我們期待這套叢書能夠讓中國致力於教育神經科學的研究者、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實踐者更好地把握國際教育神經科學的發展趨勢與熱點問題，為中國教育神經科學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在本套叢書出版之際，我們由衷地感謝中國國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司、中國國家教育部留學基金委員會、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對新興學科的大力支持。感謝韋鈺院士、沈曉明副市長、董奇校長、俞立中校長、任友群副校長、唐孝威院士、陳霖院士、鍾啟泉教授、李其維教授、周永迪教授、桑標教授、杜祖貽教授、黃紅教授、金星明教授對中國教育神經科學的發展所作出的努力。感謝國際教育神經科學領域的專家為我們推薦了這些優秀書籍，他們是法國科學院、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與藝術學院、梵蒂岡科學院院士Stanislas Dehaene 教授，美國哈佛大學Kurt Fischer教授，阿根廷教育科學院、梵蒂岡科學院院士Antonia Battro教授，日本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小泉英明教授。 衷心感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的彭呈軍社長對本套譯叢的大力支持，感謝孫娟編輯對每一本譯著的認真審讀。感謝各位參與翻譯工作的教師與研究生，他們認真負責，反復推敲每一個詞句，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力圖再現原作者的思想精華。我們期待著中國有更多的研究者、實踐者投身於教育神經科學領域，為實現人才強國的中國夢而共同努力。

② 一位美術老師在課堂上進行立體模型素描教學時，把14個棱長為1分米的正方體擺在課桌上，如圖形式，然後他

33，我是看出來的。

③ 請結合教學實際，談談技術支持的課堂講授方法有哪些

方法如下：利用信息技術把圖片呈現出來，還可以把角色對話圖搞成動畫，藉助多內媒體播放教學容內容，可以多樣化地傳達教學信息獲得多媒體技術支持下的課堂講授的方法。

如：利用圖片、圖像、動畫、音樂、視頻等都能呈現出，使學生獲得大量的生動而真實的信息，同時，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達到教學效果的作用。個人認為在多媒體技術發展的現代化教育環境，一線教師掌握多媒體操作的同時，還應有更好的表達、提問能力，便於引導學生思考和發現。

(3)建立課堂教學質量評價模型擴展閱讀

多媒體教學利用計算機技術、網路技術、通訊技術以及科學規范的管理對學習、教學、科研、管理和生活服務有關的所有信息資源進行整合、集成和全面的數字化，以構成統一的用戶管理、統一的資源管理和統一的許可權控制。

側重於學生可隨時通過Wifi接入校園網及互聯網，方便的獲取學習資源，教師可利用無線網路隨時隨地查看學生的學習情況、完成備課及進行科研工作。其核心在於無紙化教學的實施，及校園內無線網路的延伸。

④ （2006煙台）一位美術老師在課堂上進行立體模型素描教學時，把14個棱長為1分米的正方體擺在課桌上成如圖

從正面、後面，左面，右面看都有6個正方形，從上面看有9個正方形，則共有33個正方形，
因為每個正方形的面積為1分米²，則塗上塗料部分的總面積為33分米²．
故選A．

⑤ 請以"模型製作"教學設計為例,如何將課程目標落實為課堂教學目標

任何教師的課堂行為都應以一定的教學理念為指導，課堂教學理念貫穿於課堂教育的版全權過程，很難想像缺乏理念或理念單一的課堂教學過程將帶來怎樣的後果。新課程改革的真正成功，將在於我們將全新的教育理念轉化為廣大教師自覺的課堂行為，轉化為學生健康成長的成果。

⑥ 一位美術老師在課堂上進行立體模型素描教學時，把14個棱長為1dm的正方體擺在課桌上成如圖的形式，然後他

最上層，側面積為4，上表面面積為1，總面積為4+1=5（dm²），
中間一層，側面積為版權2×4=8，上表面面積為4-1=3，總面積為8+3=11（dm²），
最下層，側面積為3×4=12，上表面面積為9-4=5，總面積為12+5=17（dm²），
5+11+17=33（dm²），
所以被他塗上顏色部分的面積為33dm²．
故選：A．

⑦ 數學課堂教學反思角色模型法有哪些優點

請問「反思角色模型法」是指什麼？是指站在學生的角度看問題嗎？

⑧ 課堂管理中的行為主義模型是以什麼為核心來實驗的

正確答案：A

課堂管理的基本模式概括起來分為三種取向：行為主義取向、人內本主義取向和教師效能容取向。行為主義取向的基本理念是，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是由外部環境決定的，他們在課堂中所表現出來的不良行為，或者是通過學習獲得的，或是因為沒有學會正確的行為。在課堂管理中，教師的責任是強化適宜的行為並根除不宜的行為。典型的行為主義取向的課堂管理模式有斯金納模式和坎特模式。行為主義者常用兒童進行實驗，教學的主要對象是學生，教師的管理行為是針對學生，因此課堂管理中的行為主義模型是以學生為核心來實驗的。

⑨ 如何在課堂教學中滲透數學"模型思想

作為一名小學教師，每天的課堂教學我們總是在有意或無意的滲透著數學思想方法。美國教育心理家布魯納指出：掌握基本的數學思想方法，能使數學更易於理解和更利於記憶，領會基本數學思想和方法是通向遷移大道的「光明之路」。在人的一生中，最有用的不僅是數學知識，更重要的是數學的思想方法和數學的意識，因此數學的思想方法是數學的靈魂和精髓。掌握科學的數學思想方法對提升學生的思維品質，對數學學科的後繼學習，對其它學科的學習，乃至對學生的終身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教師有計劃、有意識地滲透一些數學思想方法非常重要。下面我就談談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我是如何滲透數學思想方法：

一、改變應試教育觀念,創新數學思想方法。
數學思想方法隱含在數學知識體系裡，是無「形」的，而數學概念、法則、公式、性質等知識都明顯地寫在教材中，是有「形」的。作為教師首先要改變應試教育觀念，從思想上不斷提高對滲透數學思想方法重要性的認識，把掌握數學知識和滲透數學思想方法同時納入教學目的，把數學思想方法教學的要求融入備課環節。其次要深入鑽研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可以進行數學思想方法滲透的各種因素，對於每一章每一節，都要考慮如何結合具體內容進行數學思想方法滲透，滲透哪些數學思想方法，怎麼滲透，滲透到什麼程度，應有一個總體設計，提出不同階段的具體教學要求。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教師不能僅僅滿足於學生獲得正確知識的結論，而應該著力於引導學生對知識形成過程的理解。讓學生逐步領會蘊涵其中的數學思想方法。也就是說，對於數學教學重視過程與重視結果同樣重要。教師要站在數學思想方面的高度，對其教學內容，用恰當的語言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把隱蔽在知識內容背後的思想方法提示出來。例如，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認識概念教學，可以按下列程序進行：（1）由實物抽象為幾何圖形，建立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象；（2）在表象的基礎上，指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特點，使學生對長方體和正方體有一個更深層次的認識；（3）利用長方體和正方體的各種表象，分析其本質特徵，抽象概括為用文字語言表達的長方體和正方體的概念；（4）使長方體和正方體的有關概念符號化。顯然，這一數學過程，既符合學生由感知到表象，再到概念的認知規律，又能讓學生從中體會到教師是如何應用數學思想方法，對有聯系的材料進行對比的，對空間形式進行抽象概括的，對教學概念進行形式化的。

二、課堂教學中及時滲透數學思想方法。
為了更好地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滲透數學思想方法，教師不僅要對教材進行研究，潛心挖掘，而且還要講究思想滲透的手段和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我經常通過以下途徑及時向學生滲透數學思想方法：（1）在知識的形成過程中滲透。如概念的形成過程，結論的推導過程等，這些都是向學生滲透數學思想和方法的極好機會。例如量的計量教學，首要問題是要合理引入計量單位。作為課本不可能花大氣力去闡述這個過程。但是作為教師根據教學的實際情況，適當地展示它的簡單過程和所運用的思想方法，有利於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品質和為追求真理而勇於探索的精神。例如，在「面積與面積單位」一課教學中，當學生無法直接比較兩個圖形面積的大小時，引進「小方塊」，並把它一個一個地鋪在被比較的兩個圖形上，這樣，不僅比較出了兩個圖形的大小，而且，使兩個圖形的面積都得到了「量化」。使形的問題轉化為數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學生親身體驗到「小方塊」所起的作用。接著又通過「小方塊」大小必須統一的教學過程，使學生深刻地認識到：任何量的量化都必須有一個標准，而且標准要統一。很自然地滲透了「單位」思想。（2）在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滲透。如：教學「雞兔同籠」 這一課時，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用圖表、課件展示的方法讓學生逐步領會「假設」這種策略的奧妙所在。（3）在復習小結中滲透。在章節小結、復習的數學教學中，我們要注意從縱橫兩個方面，總結復習數學思想與方法，使師生都能體驗到領悟數學思想，運用數學方法，提高訓練效果，減輕師生負擔，走出題海誤區的輕松愉悅之感。如教學 「梯形面積」這一單元之後，我及時幫助學生依靠梯形面積的推導過程回憶平行四邊形的面積、三角形的面積公式的推導方法，使學生能清楚地意識到：「轉化」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三、讓學生學會自覺運用數學思想方法。
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不僅是為了指導學生有效地運用數學知識、探尋解題的方向和入口，更是對培養人的思維素質有著特殊不可替代的意義。它在新授中屬於「隱含、滲透」階段，在練習與復習中進入明確、系統的階段，也是數學思想方法的獲得過程和應用過程。這是一個從模糊到清晰的飛躍。而這樣的飛躍，依靠著系統的分析與解題練習來實現。學生做練習，不僅對已經掌握的數學知識以及數學思想方法會起到鞏固和深化的作用，而且還會從中歸納和提煉出新的數學思想方法。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過程首先是從模仿開始的。學生按照例題師范的程序與格式解答和例題相同類型的習題，實際上是數學思想方法的機械運用。此時，並不能肯定學生已領會了所用的數學思想方法，只當學生將它用於新的情景，解決其他有關的問題並有創意時，才能肯定學生對這一教學本質、數學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
我們知道，最好的學習效果是主動參與，親自發現，數學思想方法的學習也不例外。在教學中，通過數學思想方法的廣泛應用，讓學生從主觀上重視數學思想方法的學習，進而增強自覺提煉數學思想方法的意識。教師對習題的設計也應該從數學思想方法的角度加以考慮，盡量多安排一些能使各種學習水平的學生深入淺出地作出解答的習題，它既有具體的方法或步驟，又能從一類問題的解法去思考或從思想觀點上去把握，形成解題方法，進而深化為數學思想。例如；在教學完多邊形面積的計算以後，可以由易到難，出幾題運用移動、割補等方法解決的實際問題，這樣做不僅可以讓學生領會到轉化的數學思想方法，對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大有好處。讓學生在操作中掌握，在掌握後領悟，使數學思想方法在知識能力的形成過程中共同生成。
我們小學數學教師只有重視對數學思想方法的學習研究，探討其教學規律，才能適應新課改的需要。數學思想方法的滲透具有長期性、反復性。對學生進行數學思想方法的滲透必定要經歷一個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過程，往往是幾種思想方法交織在一起，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依據具體情況，有效進行數學思想方法的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