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制度和它的教學教育特點

㈠ 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同時期的書院在組織管理上有何異同

1、相同：中世紀大學和中國書院的產生，作為一種滿足社會新需求的創造性組織得以專產生。

2、不同屬：
1）特點：
A）中國古代書院：強調傳道濟民、推崇倫理美德、注重講學自修、院長全面負責；
B） 中世紀大學：重視求實致用、追求科學理性、崇尚講授辯論、社團有效管理。
2）結構：
A）西方中世紀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結構，其中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對立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會辦學為主導，後期以城市世俗辦學為主導。大學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王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還可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體現出其民間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B）中國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書院為輔助的教育體系，為專制政治的強化服務。其特點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學與私學的二元體制，然而實質上，私學始終是官學的附庸，民間辦學沒有產生突破的思想，更沒有與官學對抗的力量，私學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上述特點而言，中國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種封閉式的一元化結構系統，且在千年的運作中沒有質的改變。

㈡ 中國書院制度始於哪個朝代

唐代
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專林，遂模彷彿教禪林講屬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是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高等教育機構。書院制度萌芽於唐，完備與宋，廢止於清，前後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所有被列入過的書院名單： 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 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河南商丘縣城南的應天府書院（睢陽書院）； 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陽書院； 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金山書院，徂徠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東林書院。

四大書院
天下四大書院（北宋四大書院，或宋代四大書院）說：
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

中國古代的「四大書院」以外最著名的書院應當是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

㈢ 評述我國古代的書院教育制度

一、教學活動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中國古代著名的書院既是教育教學中心，又是學術研究基地，是著名學者進行學術活動的中心。書院的主持人多為名師宿儒，既熱衷於從事培養人才的教育教學工作，又積極從事學術理論的研究與傳播，承擔著教學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職責，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歷代書院的主持人(山長)幾乎都是學壇巨子，學有專長，不少人在學術上自成流派。他們在書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學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傳達給學生，這樣就把教學和學術研究結合了起來。如宋明兩代書院的勃興與宋明理學的高度發展有關。由於學術大師們充分利用書院來宣傳與發展學術，這就使得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關系空前緊密，並且使學術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廣泛的傳播。
因此，凡主要學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別的產生，無一不是與書院的教學活動緊密相聯的。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與近七十所書院有關聯，其重要的理論著作，如《太極圖說解》、《大學章句》、《倫語精義》、《易學啟蒙》等等，都是他在福州創建的三所書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書院的授徒著述活動中，朱熹的理學思想逐漸成熟，同時培養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數眾多的考亭學派。其門徒又以書院作為陣地，宣傳和普及理學，在幾代人的學術傳承中，理學影響後世幾百年。同樣，明中後期理學革新運動中產生的陽明學派，其形成和發展與書院講學直接相關。陽明心學體系的三大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書院講學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嘉靖四年（1525年），王陽明弟子在紹興創建陽明書院，作為傳播心學的大本營。王在二十多年的書院講學實踐中，將書院作為傳授心學的陣地。他死後，弟子和再傳弟子們在各地紛紛建立書院、開講會，使陽明之學「流傳愈百年」。因此，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的一個突出特點。
反觀現在我們的教學與研究，很多人的教與研相互脫節。學生難以學到高深的學問，老師難以做出高深的學問。我們的中等教育圍繞高考指揮棒，本科教育圍繞考研指揮棒，教材是全國通用的教材。而古代書院將教育活動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的教學方式，體現了書院教育的獨立精神，這種獨立包括獨立組織、獨立進行教學和學術研究，對於當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二、尊重學術自由開放教學

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形成一種寬松的學術氛圍。書院盛行的「講會」活動始於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發展，一直延續到清代，並逐步制度化、組織化。歷史上一些影響較大的書院都有關於講會制度的規定。如「白鹿洞書院續規」規定了明確的會講之期，且規定即非公講之日也可隨時研討。
會講實為師生的平等討論。書院主持人主講時，每講一題，一般都講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邊聽講，邊質疑問難，師生互相切磋交流，將教學與研究合二為一。東林書院的「東林會約」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每會推一人為主講，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等等。書院史上最著名的講會要數朱熹和張式在嶽麓書院的「朱張會講」了。《新修嶽麓書院志》說：「這次會講『學徒千餘，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見當時講會場面的宏大壯觀。這次「朱張會講」持續了大概有三個月，他們就很多哲學和人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這次講會，更有意義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講學之風，彼此雙方能切實從學術角度出發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記》記載，張式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朱熹也在一封信里提到，張式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
書院的講會制度鼓勵不同學派共同講學、平等論學，以探究一個學派精義之處或辨析不同學派主張之異同。講會以學問為重，推崇辯論爭鳴、取長補短的學風。書院的會講使書院打破門戶之見而博採眾家之長，學術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書院，甚至邀請論敵陸象山前往講學，雙方都顯示出兼容並包的學術胸襟。不僅不同學派間求同存異，即使同一學派內部也允許有不同主張，師生間互為學友，自由切磋，學生被鼓勵提出新的學術觀點和見解。而且，學生可自由聽講，不受地域、學派的限制，允許學生中途易師。
可以說，書院的「講會制度」為不同學派爭鳴論辯搭建了廣闊的平台，體現了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並蓄精神。這種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給我們在今天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學如何更大程度地追求學術的「兼容並蓄」和開放辦學以有益的啟示。

三、注重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養

書院多提倡自學精神。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提高，講究教學方法的靈活性。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在自學中有什麼問題可以向教師詢問，或者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以為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錄在「功課程簿」上，由山長定期親自抽查。
書院的教學模式，注意啟發學生思維，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朱熹指出：「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這就要學生除了必須具備牢固的基礎知識，還要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具有批判質疑的能力，富有開拓創新的思維。
這種以學生自我鑽研、體悟為主的教學方法，不僅有助於養成學生獨立性、批判性的思維方式，而且有利於學生個性的發展，人格的完善。而我們現代的教育教學過程中，最欠缺的就是師生間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探討。「教師滿堂灌、學生埋頭記」依然是當今大學乃至中小教學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學生很少有與教師「辯難」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思想和創造力。它不利於教與學的相互促進，也不利於各種思想的相互交流與碰撞，說到底，它不利於學術的繁榮。因此，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推行這種師生間的「辯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教學方法和途徑。讓師生在平等、和諧的氣氛中相互詰難、論辯，使學生受到啟發，從而促進其個性的發展、人格的完善。這又是書院教育對現代教育的巨大啟示作用，對當前的教育意義重大。

四、重視師生關系的和諧構建

中國古代教育素有「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但這個傳統卻並非在官學而在書院﹐因為官學的師生許多時候以利害關系為主﹐故關系容易流於冷漠疏遠﹐不及書院的師生往往有著純粹而真摯的師生關系。
一方面，由於生徒是擇師而從的，他們未入門時已對老師的學問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門後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及人格感召，故對老師更加尊崇。例如，理學家陸象山，當他客死他鄉時，他的學生千餘人，一路浩浩盪盪將其靈柩送歸故里，此情此意，震撼人心。另一方面，老師教導學生，並不重在傳授知識，而著重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則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對學生十分愛護和關懷。這樣師生之間以道義相守、以誠相待，時間長了自然感情深厚、關系融洽。
而現代教育注重技能知識的傳授，師生缺乏交流，相對來說卻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與人之間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許多時候不能有互相的關懷和感通，造成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疏離和隔膜。這種師生關系勢必會影響教育效果。被稱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說過「要辦教育便須與學生成為極親近的朋友而後始能有一種了解，始能對他有一些指導。」這就是強調教育要重視學生心理、生理上的健康，要和學生心靈相同，方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力。因此，書院這種和諧的、融洽的師生關系是當前教育尤其是高度教育應該汲取的經驗，這也是書院教學的名師為我們提供的寶貴的啟示。

㈣ 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同時期的書院在組織管理上有何異同

我國書院制度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為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
（一）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跡
1、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為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只重科舉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1）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採取「贖買」政策，始為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為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為官學。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和科舉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復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學規的典範。
3、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為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採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為科舉的附庸。
4、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毀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毀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舉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2）中期的復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舉腐化，書院教育由此復甦，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3）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復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毀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舉」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舉逐漸融為一體。
5、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為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復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別，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為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採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歷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1、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徵。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為：
1）官方的認可、扶助
2）注重藏書、讀書
3）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書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產物之一，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與佛、道的影響不無聯系。
2、教學方式
1）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2）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為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3）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為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為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4、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1）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乾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3）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三)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別。
1、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1)從教師來看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為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為兼職。
2)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為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別，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3)從教育內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內容多為朝廷核定的教材，內容較為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內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內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寬泛。
4)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別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別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2、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系，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為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舉仕進為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脫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為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為：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鬆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為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為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獲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別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著天然聯系，但又與私學有別；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別，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系，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四)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就在東方古國中國書院制度日趨成熟，空前興盛之時，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近代大學，就其產生的特點來說，歐洲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古代書院不無相同之處，但卻與書院有著明顯有別的歷史命運，為此，筆者將從文化的層面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義上是指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狀態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層次。就文化與書院和大學的關系而言，兩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影響和制約。
1、制度文化
從制度文化層面來說，中國古代與歐洲中世紀相比，在政治體制和宗教勢力兩個方面大有差異。
1)政治體制
中國古代自秦以來建立的中央統治政權，其政治體制始終是高度集權。與中央封建集權保持一致就成為書院延續的必要條件，當書院的自由研究、論辨講學沒有觸犯統治階段利益和動搖其政治秩序時，或者中央政權無力顧及書院的越軌行為時，書院方顯自己本色；一旦書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書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毀或者屈從權勢而走上官學化的道路。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同一時期的政治狀況不同，當時的歐洲可能更近似於我國春秋戰國諸侯分立的時代，許多民族國家和世俗政權並立，這才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辦學的自主成為可能；從歷史上看，歐洲中世紀大學較小受到世俗政權的干涉和干擾，中國書院卻很少有那麼幸運。
2)宗教勢力
中國文化素以非宗教化為榮，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來的道教充其量僅是一種准宗教，外來的佛教也沒能發展到與王權抗衡的程度，世俗權威始終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對書院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現為書院教學與研究與社會政治聯系，對於消除社會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有益。後者主要表現在由於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職觀念，使書院難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誘惑，從而走上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這必然影響到書院學術的范圍、質量和深度。
中世紀的歐洲宗教勢力強大，宗教對大學的影響遠遠大於世俗政權。這種影響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紀大學的教學內容帶有濃厚蒙昧色彩，但宗教為論證教義的合理性而主張廣涉博覽各個學科的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同時也陶冶了人們的敬業鑽研的職業情趣，鍛煉了人們的思維的嚴密性，從而為科學文化的發展積累了深厚的智力資源。
2、觀念文化
從觀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異更為巨大。筆者再從文化取向和學術自主這兩個方面，對書院和大學進行比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問題在中西教學思想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在西方，主智主義可以說是貫穿西方教學價值觀思想歷史的一條主線，源遠流長，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在中國，倫理本位和極端實用主義備受尊崇，自然科學知識長期被正統教育所排斥，單純為政治服務，視學問為晉身之階，求仕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綜觀中國書院制度將近1000年的歷史中作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注重人倫綱常之道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當作人類生活決定性因素的價值取向，從而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儒家主張自省，而不主張向外探索宇宙的奧秘，反映在教育內容上就是教育與自然科學知識分離，教育內容排斥科學知識。中國書院雖然注重相互爭鳴的學術研究，但書院大師們在維護宗法封建社會這個根本問題上則是一致的。雖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數量上的變化，而無實質性的變革。中近代的落後與重德輕智的文化傳統不無關系。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西歐社會開始走向繁榮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現，中國世紀大學不僅為當時各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活動的舞台，而且成為培育新一代學者的園地，學者們不僅擔負起保存文化，傳遞文化的責任，而且擔負起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天職，雖然他們沒有沖破封建教會的控制，但在時代需要的推動下，他們注重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科技文化知識的傳遞，這是對傳統基督教神學教育獨霸講壇的一大突破，客觀上為促進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興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學術自主
學術自主意味著學術要從政治懷抱中自由出來，只服從真理的標准，而不受外界的壓力。
中國封建社會政教合一，教育必須受政治權力的擺布，中國古代書院也如此，它始終未形成獨立的教育體制，學術無自主性，由於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祿的引誘，喪失了書院淡泊名利，專志於學術研究，志在治學修身而不事科舉的初衷，最後逐漸官學化，成為科舉的附庸。當近代革命在歐洲發生時各國都從科技成果中獲得巨大的利益時，而中國的童生士子卻長年累月地蠕動在應試趕考的黃土路上，在考場上比試如何寫好八股文，如何代聖人立言。正因為書院缺乏學術自主性，在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時興時衰，時浮時沉，隨著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沒落，書院制度及其優秀傳統又被封建社會所埋沒。
中世紀大學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大學可以拒絕來自外部的各類干預，並為獨立生存和自由研究爭取了一定的「特權」，這對科學研究和學術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學術自主，使中世紀大學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對西方文化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大學不僅成為民族的靈魂，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文化淵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於大學的產生和發展，才使西方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積累、冶煉、更新和升華，構築起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大廈和開放性的知識系統。也正是在這個進程中，西方的大學制度也不斷地完善，因而能夠從容自由地應付新的文化挑戰，歷久而不衰。
由此可見，相同的時間，相同的機構，卻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歷史命運，很是值得深思體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體制之比較

西方中世紀教育體制結構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為主要特色。中國中世紀教育體制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作為附庸。在課程內容、思想價值、教育成果諸方面，都存在差異，最後西方突破教會的控制，轉向人文主義，大學逐漸成為當時自由思想的根據地，培養出一大批有獨立個性的文化人，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而中國的教育體制始終徘徊在專制的陰影之下，主要培養了一批御用文人，無法走出傳統的怪圈。中世紀中西方教育體制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比較考察之中，給人耐人尋味的啟示，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從中找出許多歷史的教訓。

一、教育結構系統的考察
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教育。6世紀起，基督教教育逐漸超出家庭的范圍而走向學校。主要有兩類：一是修道院附設的學校，二是由教會和政府主辦的學校。789年，查理大帝發布公告，要求各地教會設立學校，刪訂有關書籍，使教區內兒童學習。該公告被稱為「中世紀教育的第一個總綱」。之後，教會在各地辦起各類學校。
7-8世紀，西歐世俗教育逐漸興起，尤其在愛爾蘭和英格蘭較為發達。隨著西歐中世紀城市的興起，發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學校應運而生。城市學校分二種：一是為上層市民即工商業經營者設立的學校，如文法學校之類，服務於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讀寫需要。二是為下層市民主要是手工業者子弟而設立的學校，如行會學校之類，以培養技術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紀後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礎。
文藝復興開始後，市民階級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古羅馬的法律科學為了與教會學校相抗衡，市民階級仿照古希臘的「學園」創辦了許多學院，講授和研習哲學、神學、醫學和法學，這種兼具教學和科研職能的機構後來發展成近代意義上的大學。11世紀後期，第1所大學是義大利的薩勒諾大學，其最初是一所醫科學校。其後義大利的波尼亞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著名大學創辦。13世紀，各大城市紛紛創辦大學，教會也或參與創設。
大學最初是作為一種行會組織而被特許的，「大學」這個詞的原義是「融合為一」、「會社」、「協會」，最初的全名為「教師與學生的聯合」，即教師與學生組織的一種社會團體。其最初不過是私人間的一種結合，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自由團體，後來才漸漸成為正式的教育機關。也是一個為學習服務的聯合體，如書販、信差、葯商、抄寫人，甚至旅店老闆，都可算是大學的成員。他們象其他行會一樣，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許多大學成為一個自治的組織，對地方當局和教會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也有一些大學為教會創設，如巴黎大學由巴黎聖母院的神學院發展而來。其管理模式也可分兩類：波尼亞大學的學生主體模式，由學生組成委員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僱傭和監督教師，安排教學計劃。巴黎大學的教師主體模式，由教師組成行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安排教學工作。14世紀後，學生與教師的組織開始聯合。
大學獨立自治的特權是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贏來的，歐洲所有古老的大學，沒有哪一所不曾經歷過相關的卓絕斗爭。如巴黎大學處在教會和世俗勢力雙重的夾擊下，其爭取自治的道路艱苦而漫長，甚至付出流血的代價。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調停，這位法學家出身的教皇發布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令《知識之父》，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學有教學、罷課、結社、授予學位等的自決權。這份由教皇親自授予的獨立憲章，使巴黎大學最終擺脫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也得到國王的認可。此後，有關斗爭還時有發生，而獨立自治的傳統延續至今，巴黎大學成為法國的生命之樹，它吸收著歐洲各國最優秀的教師和最好的學生。
各大學在這幾個世紀中，雖然道路都頗為坎坷，它們既反抗教會，又要反對國王，但最終都擺脫教權與王權的控制，其在中世紀或可看成是與宗教、世俗權力並駕齊驅的文化力量，成為獨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據地，作為西方文藝復興的搖藍，是西方教育現代化的先聲。
綜上所述，西方中世紀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結構，其中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對立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會辦學為主導，後期以城市世俗辦學為主導。大學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王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還可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體現出其民間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於戰國、秦代開始設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學體制）。漢代太學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為標志，從數十人增加到成帝時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設國子監，總管國家各級各類官學。唐初大力發展官學體系，國子監下轄六學二館（弘文館、崇文館），並在太醫署下設醫學、禮部的祠部下設崇玄學、秘書外省下設小學。北宋經慶歷興學、熙豐興學、崇寧興學，官學體制進一步完備，太學擴建規模，更增加了武學、畫學等專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對獨立的教育行政管理體系，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學系統有兩京國子監、宗學，及武學、陰陽學、醫學等。清代因襲明代的中央官學體制，國子監有六堂二廳，並隸設算學、旗學、俄羅斯學、琉球學。宗人府隸設宗學、覺羅學。內務府隸設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回緬官學。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學，欽天監有天文學，太醫院有醫學，樂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學教育體系已非常龐雜。
地方官府辦學，漢代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執政時，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統設置學校：郡設「學」，縣、道、邑設「校」，鄉設「庠」，聚設「序」，各配備經師1人。東漢前期地方教育相當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個地方郡國學制模式，規定了學校的規模與學官設置，教師與學生的錄用標准等，標志著中國古代地方官學教育制度規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學有府學、州學、縣學。宋代設置諸路學官，以加強地方教育管理，經歷次興學運動，形成遍布全國各地的官學網路，其規模與數量超過漢、唐。明、清代地方官學更是遍布各地，重點突出。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雖一度興旺，但戰國後期法家改革開始取締。秦、漢至明、清，民間私學一般只相對官學起一些輔助性補充作用，以歷代私塾的蒙學教育最為典型。而漢代的私家學術傳授，主要補充當時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晉南北朝時私學的消長與官學的盛衰對應，乃出於世道的動盪，而非私學真正的發展成長。唐代允許民間基層設立私學，也為補地方官學的不足。私人書院在北宋初期的興起與南宋的恢復，也是地方官學薄弱所致。宋末，書院開始受制於政府而開始官學化，元代官府進一步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一些書院演變為地方官學，官府更新建許多書院，都成為國家科舉考試的附庸。明中葉至清初，私學書院再次勃興，原因是原有的官學體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養經世致用人材的任務，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藉助私學書院這種形式。至乾嘉時期，其學風轉向訓詁考證方面。同時，我們從書院教育的主體內容、教育思想諸方面，可知道其並不能形成獨立的私學文化教育體系。
所以，中國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書院為輔助的教育體系，為專制政治的強化服務。其特點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學與私學的二元體制，然而實質上，私學始終是官學的附庸，民間辦學沒有產生突破的思想，更沒有與官學對抗的力量，私學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上述特點而言，中國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種封閉式的一元化結構系統，且在千年的運作中沒有質的改變。

㈤ 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特點

原始社會大多由長者通過實際活動身教與口耳相傳
大約在公元前年左右已有「圖書文字」和「象形文字」了。有了文字自然會有專門傳授和學習的機構，當時稱為「成均」，這就是學校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則有了正式以教為主的學校，稱為「校」。孟子說：「夏日校，教也。」到了商朝，稱為「庠」，到周成為「序」。
「序」又分「東序」、「西序」，前者為大學，在國都王宮之東，是貴族及其子弟入學之地；後者為小學，在國都西郊，是平民學習之所。商代生產力日益發展，文化日趨進步，科學日漸發達，因之學校又有增加，稱為「學」與「瞽宗」。「學」又有「左學」、「右學」之別，前者專為「國老」而創，後者專為「庶老」而設。國庶之界在於貴族與平民。「學」以明人倫為主，「瞽宗」以習樂為宗。
西周是奴隸社會鼎盛時期，學校組織比較完善。當時分為國學與鄉學兩種。國學專為貴族子弟而設，按學生入學年齡與教育程度分為大學、小學兩級。鄉學主要按照當時地方行政區域而定。因地方區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別。一般情況下，塾中優秀者，可升入鄉學而學於庠、序、校；庠、序、校中的優秀者或升入國學而學於大學。國學為中央直屬學校，鄉學是地方學校。

春秋戰國時代，官學逐漸為私學替代，出現新興階層「士」，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提倡「以吏為師，以法為學」。

西漢私學重新恢復發展，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長安興建太學，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年齡在18歲以上。
漢平常時，規定郡、國設學，縣邑設校，鄉聚設庠序。
校學設經師一人，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魏晉南北朝，晉武帝在太學外另設國子學。
唐時，京師設國子監，長官稱國子監祭酒，學校六所，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上專收貴族官僚子弟），律學，書學，算學。教師稱博士。入學年齡在14歲以上，19歲以下（律學為18歲以上，25歲以下），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設博士，文學，助教與教官。
宋代除了太學外，有律算書畫醫諸學，書院制度開始興起。宋初有四大書院——白鹿，樂麓，應天，嵩陽。南宋書院有「三舍」制度。
元代有蒙古國小學，回回國小學，教授蒙文、阿拉伯和波斯文學。元代書院始設「山長」
明清教育制度相近，中央有國子監，學生稱貢生、監生
明代國子監分南北兩監（北京和南京），有日、朝等國學生
清代正式形成五貢——副貢、拔貢、優貢、歲貢、恩貢
明清府和州縣設孔廟和學官（學校），府學教官稱教授，縣學稱教諭
明學稱學正，副職均稱訓導，學生院試進學後的生員（秀才），按成績優劣依次分廩生
增生、附生。
還有啟蒙教育，明清有三類：私塾，義學，專館
清光緒三十一年，廢除科舉建立京師大學堂為新式學校

㈥ 簡述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

書院作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制度，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延續於元，全面普及於明清。
書院的產生
書院產生於唐代，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其起源有官民兩途。民間書院源出於讀書人個人的書齋。與書齋不同的是，書院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間。由私密而公眾，這是書齋與書院的分野。
官府的麗正、集賢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脫胎而來，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校理、知書、書直、寫御書、拓書手、裝書直、造筆直等職，集藏書、校書、刊書、講書等於一體。其主要職責《唐六典》記作：「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而無具體的政務，這就是作為官府的書院與一般政府職能部門的區別所在。
官府書院有著將千百年國家藏書、校書、修書及由此而辨章學術的經驗傳輸給新生書院組織的橋梁作用。書院起源於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時擁有了民辦和官辦的傳統。從此以後，書院就在民間和官府這兩大體系的交相影響之下，開始了更加輝煌的發展歷程。
唐五代書院概況
唐五代時期，見諸文獻記載的書院只有70所，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還只能算作起始階段。盡管如此，分別從民間讀書人的書齋和朝廷整理經史典籍的官衙中脫胎出來的書院，帶著官民兩種傳統，並在兩者的關愛和影響下，已然發育成長起來，具有了其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初期形態。後世書院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能在這里找到源頭。讀書人在其中藏書讀書，校勘典籍，問學講書，游宴會友，吟詩作文，交流學術，教學授受，討論政治，關心時局，探究經史，研究著述等，承擔起改造、更新、傳遞華夏文明的重擔。從此，中國社會就多了一種嶄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組織。
據鄧洪波《唐代民間書院研究》、《唐代官府書院研究》統計，唐代書院見於地方誌的有40所，見於唐詩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麗正書院、5所集賢書院，去掉重復，總共有57所，其中48所書院可以確定其院址。這48所書院的分布成點狀，散布於今日全國的12個省區，其中今陝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東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廣東2所、貴州1所、四川（含重慶）6所。
又據鄧洪波《五代十國時期書院述略》統計，五代十國半個多世紀（公元907－906年），民間書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興復唐代書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區，南達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書院分布的范圍之內，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廣東1所、河南2所、北京1所。
書院制度的形成
兩宋時代，那些從門閥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讀書人，挾開拓萬古心胸之豪氣，憑藉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繁榮，依靠印刷技術進步帶來的豐富藏書，縱貫古今，橫論百家，將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事業推進到了一個空前發達的黃金時期。其間，書院受到大家重視，創建711所。
南北宋書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強化的是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認同；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在「南宋四大書院」的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範作用。從此，書院與教育、學術結合，形成魅力無限的文化人格特徵，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宋代是書院獲取顯赫聲名、得到大發展並形成為制度的時期。北宋初年，無力興學，只得擴大科舉名額，並利用唐代以來出現的書院，通過賜書、賜額、賜田、召見山長等方式進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學，為國家培養人才。嶽麓、白鹿 洞、石鼓、嵩陽、應天府、茅山等書院，都是因為其教學有功獲得「御賜」而揚名的。經此一期，書院的教育教學功能得到強化，其聲名也彰顯天下。
南宋書院的發達與興盛是公認的，其標志有二，一是它與理學的一體化，二是書院制度的形成與完全確立。書院制度不僅吸取了官學與私學的經驗教訓，而且採納了佛教尤其禪宗叢林、精舍，以及道家宮觀傳法講學的經驗。正因為這樣，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長處而又與之相區別的特色。書院制度的形成，標志著中國教育事業進入了官學、書院、私學三軌並行的時代。需要指出的是，書院制度是一種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釋三家文化融合的結果，又為這種新文化的發展服務，其教書育人功能為這種「服務」所派生，屬於傳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兩宋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宋代創建書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國18個省區，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蘇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廣東39所、廣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慶）31所、貴州1所、陝西1所、香港1所。
宋代書院分布特點有三：一是分布范圍比唐五代明顯擴大，廣西、海南、香港都有了書院。二是數量猛增，書院分布由點狀變為片狀，出現了幾大密集區，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發展極不平衡，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書院，僅占總數的2.67%，文化重心明顯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為教育與學術的中心。
書院的北移
當宋理宗為朱熹平反，頒行《白鹿洞書院學規》於天下，扶植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的時候，元朝統治者也於窩闊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間（1239－1240年），創辦太極書院於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頤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選刻周氏遺書，禮聘江南大儒趙復在那裡講學。史稱「北方知有程朱理學，自趙氏講學太極書院始」。在元朝統一全國的前後，忽必烈曾多次頒布法令保護書院和廟學，後來又將書院等視為官學，書院山長也定為學官。因此，元代書院不僅在南方得到繼續發展，而且以強勁之勢向北方推進。《日下舊聞》講，「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絕於金戈鐵馬下的元代，理學之傳於北方，主要的功勞應當歸於書院。
元代雖然為金戈鐵馬的蒙古貴族統治時期，但對儒家文化有著應有的尊重。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度結合之後，被正式確立為官方正統。與理學一體化的書院等視為官學，受到重視，書院建設者之中，既有漢人、南人，也有蒙古與色目人，因此而有「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說法。
據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加上修復的唐宋舊院部分，書院總數達到408所。在書院的發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貢獻是，彌補遼金時代的缺憾，將書院和理學一起推廣到北方地區，縮短了新形勢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元代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國19個省區，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東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蘇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廣東9所、廣西1所、四川（含重慶）5所、貴州3所、雲南1所、陝西7所。江西、浙江、山東、湖南列前4位。
盡管總的情況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則成明顯的北移勢態。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魯、豫、晉、陝六省區創建了書院，比宋代多了兩個省區，並且山東後來居上，超過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書院上升到67所，絕對數比宋代多3.5倍以上。第三，北方書院佔全國總數的比例，由宋代的2.67%上升到22.63%，進步神速。
書院的推廣與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程朱理學長期處於官方學說地位，失去了往日的進取而流於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這種僵化。於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間，以王守仁、湛若水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書院為陣地，發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遠近景從，講會相連，書院再度輝煌，推廣到邊遠地區，形成鼎盛之勢。據統計，明代共建有書院1699所，遠遠超過唐宋元三朝的總和，而大多數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的。
在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學術思想與書院一體化的情形及其顯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從永樂年間開始，中國書院東植朝鮮半島，形成了幾乎與李朝相始終的朝鮮書院制度。如同在中國本土一樣，它與學術思想連為一體，造就了其立國的文化基礎，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學，而東土則推崇朱子學。後來，書院還移植於日本、東南亞，甚至歐美地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與橋梁。
明代書院概況
在書院發展史上，明代承前啟後，地位十分重要。雖然前期有過將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學說重新結合以後，帶著沖破長久壓抑的力量，書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數量增加，總數達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創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書院的分布總體上是由先進發達地區向邊遠落後地區推進，讀書種子已經撒向神州邊陲和發達省份的窮野之地，這標志著書院的發展進入了成熟的推廣階段。
更有甚者，乘學術輝煌之勢的讀書人，不僅涉足地方文化建設，在民間規范百姓，移風易俗，使書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評人物，諷議朝政，使書院又具有了社團化的傾向。當然，書院輸出到朝鮮，更是這個時期的亮點。
據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明代創建書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國25個省區，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遼寧7所、河南112所、山東69所、安徽99所、江蘇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廣東156所、廣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慶）63所、貴州27所、雲南66所、陝西28所、甘肅8所、青海1所、寧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廣東、河南位居前4位。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知明代書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東北地區推進，甘肅、青海、寧夏、遼寧等邊遠地區第一次出現了書院。二是各地書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區的雲貴川三省，成效明顯。
另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統計

㈦ 簡述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幫忙

書院作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制度，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延續於元，全面普及於明清。
書院的產生
書院產生於唐代，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其起源有官民兩途。民間書院源出於讀書人個人的書齋。與書齋不同的是，書院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間。由私密而公眾，這是書齋與書院的分野。
官府的麗正、集賢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脫胎而來，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校理、知書、書直、寫御書、拓書手、裝書直、造筆直等職，集藏書、校書、刊書、講書等於一體。其主要職責《唐六典》記作：「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而無具體的政務，這就是作為官府的書院與一般政府職能部門的區別所在。
官府書院有著將千百年國家藏書、校書、修書及由此而辨章學術的經驗傳輸給新生書院組織的橋梁作用。書院起源於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時擁有了民辦和官辦的傳統。從此以後，書院就在民間和官府這兩大體系的交相影響之下，開始了更加輝煌的發展歷程。
唐五代書院概況
唐五代時期，見諸文獻記載的書院只有70所，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還只能算作起始階段。盡管如此，分別從民間讀書人的書齋和朝廷整理經史典籍的官衙中脫胎出來的書院，帶著官民兩種傳統，並在兩者的關愛和影響下，已然發育成長起來，具有了其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初期形態。後世書院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能在這里找到源頭。讀書人在其中藏書讀書，校勘典籍，問學講書，游宴會友，吟詩作文，交流學術，教學授受，討論政治，關心時局，探究經史，研究著述等，承擔起改造、更新、傳遞華夏文明的重擔。從此，中國社會就多了一種嶄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組織。
據鄧洪波《唐代民間書院研究》、《唐代官府書院研究》統計，唐代書院見於地方誌的有40所，見於唐詩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麗正書院、5所集賢書院，去掉重復，總共有57所，其中48所書院可以確定其院址。這48所書院的分布成點狀，散布於今日全國的12個省區，其中今陝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東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廣東2所、貴州1所、四川（含重慶）6所。
又據鄧洪波《五代十國時期書院述略》統計，五代十國半個多世紀（公元907－906年），民間書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興復唐代書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區，南達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書院分布的范圍之內，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廣東1所、河南2所、北京1所。
書院制度的形成
兩宋時代，那些從門閥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讀書人，挾開拓萬古心胸之豪氣，憑藉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繁榮，依靠印刷技術進步帶來的豐富藏書，縱貫古今，橫論百家，將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事業推進到了一個空前發達的黃金時期。其間，書院受到大家重視，創建711所。
南北宋書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強化的是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認同；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在「南宋四大書院」的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範作用。從此，書院與教育、學術結合，形成魅力無限的文化人格特徵，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宋代是書院獲取顯赫聲名、得到大發展並形成為制度的時期。北宋初年，無力興學，只得擴大科舉名額，並利用唐代以來出現的書院，通過賜書、賜額、賜田、召見山長等方式進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學，為國家培養人才。嶽麓、白鹿洞、石鼓、嵩陽、應天府、茅山等書院，都是因為其教學有功獲得「御賜」而揚名的。經此一期，書院的教育教學功能得到強化，其聲名也彰顯天下。
南宋書院的發達與興盛是公認的，其標志有二，一是它與理學的一體化，二是書院制度的形成與完全確立。書院制度不僅吸取了官學與私學的經驗教訓，而且採納了佛教尤其禪宗叢林、精舍，以及道家宮觀傳法講學的經驗。正因為這樣，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長處而又與之相區別的特色。書院制度的形成，標志著中國教育事業進入了官學、書院、私學三軌並行的時代。需要指出的是，書院制度是一種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釋三家文化融合的結果，又為這種新文化的發展服務，其教書育人功能為這種「服務」所派生，屬於傳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兩宋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宋代創建書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國18個省區，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蘇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廣東39所、廣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慶）31所、貴州1所、陝西1所、香港1所。
宋代書院分布特點有三：一是分布范圍比唐五代明顯擴大，廣西、海南、香港都有了書院。二是數量猛增，書院分布由點狀變為片狀，出現了幾大密集區，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發展極不平衡，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書院，僅占總數的2.67%，文化重心明顯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為教育與學術的中心。
書院的北移
當宋理宗為朱熹平反，頒行《白鹿洞書院學規》於天下，扶植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的時候，元朝統治者也於窩闊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間（1239－1240年），創辦太極書院於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頤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選刻周氏遺書，禮聘江南大儒趙復在那裡講學。史稱「北方知有程朱理學，自趙氏講學太極書院始」。在元朝統一全國的前後，忽必烈曾多次頒布法令保護書院和廟學，後來又將書院等視為官學，書院山長也定為學官。因此，元代書院不僅在南方得到繼續發展，而且以強勁之勢向北方推進。《日下舊聞》講，「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絕於金戈鐵馬下的元代，理學之傳於北方，主要的功勞應當歸於書院。
元代雖然為金戈鐵馬的蒙古貴族統治時期，但對儒家文化有著應有的尊重。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度結合之後，被正式確立為官方正統。與理學一體化的書院等視為官學，受到重視，書院建設者之中，既有漢人、南人，也有蒙古與色目人，因此而有「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說法。
據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加上修復的唐宋舊院部分，書院總數達到408所。在書院的發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貢獻是，彌補遼金時代的缺憾，將書院和理學一起推廣到北方地區，縮短了新形勢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元代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國19個省區，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東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蘇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廣東9所、廣西1所、四川（含重慶）5所、貴州3所、雲南1所、陝西7所。江西、浙江、山東、湖南列前4位。
盡管總的情況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則成明顯的北移勢態。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魯、豫、晉、陝六省區創建了書院，比宋代多了兩個省區，並且山東後來居上，超過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書院上升到67所，絕對數比宋代多3.5倍以上。第三，北方書院佔全國總數的比例，由宋代的2.67%上升到22.63%，進步神速。
書院的推廣與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程朱理學長期處於官方學說地位，失去了往日的進取而流於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這種僵化。於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間，以王守仁、湛若水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書院為陣地，發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遠近景從，講會相連，書院再度輝煌，推廣到邊遠地區，形成鼎盛之勢。據統計，明代共建有書院1699所，遠遠超過唐宋元三朝的總和，而大多數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的。
在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學術思想與書院一體化的情形及其顯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從永樂年間開始，中國書院東植朝鮮半島，形成了幾乎與李朝相始終的朝鮮書院制度。如同在中國本土一樣，它與學術思想連為一體，造就了其立國的文化基礎，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學，而東土則推崇朱子學。後來，書院還移植於日本、東南亞，甚至歐美地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與橋梁。
明代書院概況
在書院發展史上，明代承前啟後，地位十分重要。雖然前期有過將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學說重新結合以後，帶著沖破長久壓抑的力量，書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數量增加，總數達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創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書院的分布總體上是由先進發達地區向邊遠落後地區推進，讀書種子已經撒向神州邊陲和發達省份的窮野之地，這標志著書院的發展進入了成熟的推廣階段。
更有甚者，乘學術輝煌之勢的讀書人，不僅涉足地方文化建設，在民間規范百姓，移風易俗，使書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評人物，諷議朝政，使書院又具有了社團化的傾向。當然，書院輸出到朝鮮，更是這個時期的亮點。
據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明代創建書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國25個省區，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遼寧7所、河南112所、山東69所、安徽99所、江蘇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廣東156所、廣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慶）63所、貴州27所、雲南66所、陝西28所、甘肅8所、青海1所、寧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廣東、河南位居前4位。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知明代書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東北地區推進，甘肅、青海、寧夏、遼寧等邊遠地區第一次出現了書院。二是各地書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區的雲貴川三省，成效明顯。
另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統計，明代新建、修復書院共計1962所，其中洪武朝43所、建文朝1所、永樂超19所、宣德超13所、正統朝31所、景泰朝17所、天順朝19所、成化朝78所、弘治朝95所、正德朝150所、嘉靖朝596所、隆慶朝67所、萬曆朝95所、天啟朝21所、崇禎朝86所、朝代不明者431所。從歷朝坐標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其發展線索。
書院的普及與流變
普及和流變是清代書院的最大特點。由於官民兩種力量的共同努力，書院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新建書院3868所，加修復的舊有書院，總數則在4000所以上，基本普及城鄉。
從雍正年間省會書院的建立開始，官方加強書院建設，各級官辦書院成為全國各地大小不等的學術教育中心。民間則主要致力於鄉村、家族書院的建設，承擔著普及文化知識的基礎教育任務。
道光以降，面對著大炮戰艦沖入國門的西方文化，書院努力應對，在內容和形式經過改造後，將西學、新學引入其中，終於形成了新式書院，是為積極的變革。
而另一方面，由於科舉的誘惑力太大，不論官辦或民辦的書院大多陷入其中而難以自拔，這是消極的流變，它影響並最終斷送了書院的改革。其間新出現的教會書院、華僑書院，以交融中西、聯系中外而值得特別注意。
清代書院概況
清初，順治皇帝下令「不許別建書院」。康熙皇帝雖以文韜武略著稱，但也始終不肯撤銷禁令，而僅僅以頒額、賜書給書院來引導其發展方向。雍正十一年（1733年），終於詔令各省創建書院。此後，禁令雖已解除，但仍多次下詔以科舉功名規范書院師生，尤其是乾隆時代，連招生擇師、課業考核、獎懲辦法等都在詔令中有明確規定。由禁止而達到控制目的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獄的影響，使書院改變了學術追求，一種離現實政治較遠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考究經典的學風終於形成，此即所謂乾嘉考據之學。伴隨書院與學術的再度結合，它得到了長足發展，有清一代，全國建有書院3868所，基本普及城鄉。
近代，是書院發展的重要時期。一方面，教會書院的出現，尤其是日本人將招收日本學生的書院辦到上海等地，揭示著書院在殖民化下可悲的流變；另一方面，由於與「新學」、「西學」的結合，它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新式書院顯示了從古代向近代過渡的信心與能力。可惜的是，這種過渡尚未完成，全國所有書院就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被清政府宣布改制為大、中、小三級學堂。然而，從事物發展的角度來講，這次改制，使中國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脈貫通。因此，我們可以說，書院在「改制」中獲得了永生。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清代創建書院3868所，分布在今全國31個省區，其中北京18所、天津15所、河北151所、遼寧20所、吉林10所、黑龍江6所、內蒙古5所、山西107所、山東149所、河南276所、安徽95所、江蘇115所、上海37所、浙江395所、福建162所、台灣56所、江西323所、湖北120所、湖南76所、廣東342所、廣西183所、海南39所、四川（含重慶）383所、貴州141所、雲南229所、陝西109所、甘肅62所、青海3所、寧夏11所、新疆4所、港澳26所。
其中，浙江、四川、廣東及江西的書院數量名列前4位。台灣、新疆、內蒙古、黑龍江、吉林等邊疆地區書院的出現，標志著書院這一高揚儒家文化大旗的文化教育組織，已經遍布除西藏之外的全國所有省區。

㈧ 中國書院制度的產生發展影響

中國古代書院 zhongguo gudai shuyuan
中國古代書院
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一般為著名學者私人創建或主持的高等學府。從唐中葉至清末，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學術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書院的名稱始於唐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如麗正修書院(後改名為集賢殿書院)建於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723)，書院主管人員的職責是「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兼作皇帝的侍讀，「以質史籍疑義」。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也稱為書院，如：皇書院，在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松州書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陳與士民講學處；義門書院，在江西德安縣，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縣, 唐羅靜、羅簡講學之處。
書院盛於宋初。唐末五代時期，由於連年戰亂，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維持，宋初的統治者仍在忙於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於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宋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書院,除公認的白鹿洞嶽麓睢陽（應天府）、嵩陽之外，還有茅山、石鼓等。這些書院一般是由私人隱居讀書發展為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設置地點多在山林僻靜處，後世認為這是受了佛教禪林精舍的影響。
[嶽麓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
北宋時期書院曾一度衰落，這是由於統治者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興辦官學，一方面推重科舉。讀書士子就學門路增多，而且非經科舉，難得入仕之途,因而不願長守山林,對書院失去了興趣，以至「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然而北宋的官學很快變成科舉的附庸,日漸腐敗,因此,南宋時期興辦書院之風再起南宋書院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系。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復興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書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軍時,在廬山發現白鹿洞書院故址,申請興復，於次年告成。朱熹為書院確定了條規，對書院的宗旨，為學之序以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名曰《白鹿洞書院學規》，後世書院大都仿此辦理，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白鹿洞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
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嚴，缺乏論辯爭鳴的氣氛。書院雖多，卻無書院講學的特點,幾乎與官學無大區別,這是書院官學化的開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際,書院講學論辯之風才又興盛起來。王守仁、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王守仁講學，「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湛若水是著名學者陳獻章（白沙）的學生，他所到之處必建書院講學授徒40多年。這時的書院把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不同學派各標其宗旨，各講其主張，往往超出書院講壇的范圍，發展成為規模相當大的地區性的學術活動，形成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制度。
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為突出的書院據《無錫金匱縣志》載：「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在城東南隅,宋楊文靖(時)講學於此,後即其地為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及弟允成始構成之。憲成歿，高攀龍、葉茂才相繼主其事，榜其門曰東林書院」，「當憲成、攀龍講學時，……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可知東林書院名聲之大。東林書院的重要特點是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於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為此，它的名聲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統治者的禁毀《明史·顧憲成傳》說: 「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毀書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書許贊以「官學不修，別起書院，耗財擾民」為借口,「申毀天下書院」第三次是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為了整頓吏治、整頓教育,遂以書院多無實學,且「科斂民財」為理由，封閉全國書院。第四次就是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四毀書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一項政治措施。
[東林書院——明代影響最大的書院]
清初統治者鑒於明末書院「群聚黨徒」、「搖撼朝廷」的教訓，極力對書院採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許在政府嚴密控制下創建書院。清朝書院數量甚大，但除少數仍保留著書院講學的傳統外，多數同官學無大差別。清朝末年，隨著封建制度的日漸瓦解，書院也江河日下雖有人採取多種變應措施力加挽救,終於收效甚微光緒二十七年(1901)諭令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
書院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間以私人創辦、私人講學為主，元明時官方加強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學化，這是書院發展的總趨勢。書院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貴遺產，值得認真加以總結。
第一,書院的組織機構比較精幹,一般只設山長（或稱洞主、主洞）總理其事，規模較大的書院增設副山長、助教、講書等協助山長工作。書院的主持人多數是書院的主講，脫離講學的管理人員很少。
第二,書院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學術研究機構 書院的主持人或講學者多為當時的著名學者，甚至是某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每個書院往往就是某一學派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第三，書院允許不同學派共同講學，重視學術的交流和論辯。特別是南宋以後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不僅師生共同參加學術爭辯,而且常與地方上的學術活動緊密結合，使書院成為一個地區的教育和學術活動的中心。
第四，書院講學實行「門戶開放」，一個學者可以在幾個書院講學，聽講者也不限於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師而遠道前來者，書院熱情接待，並提供各種方便。
第五，書院比較重視生徒自學，提倡獨立研討，課程也較靈活，允許各人有所側重，發揮專長。一般都以自修、讀書為主，輔以教師指導，質疑問難。成績考核多重平時表現，不僅視其學業，尤重人品與氣節的修養。
第六，書院內師生關系比較融洽，師生感情相當深厚。主講書院的名師學識淵博，品德過人，並且獻身教席，熱心育人，深受學生愛戴。學生是慕名師而來，能夠虛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師。因此，中國教育史上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在書院教學中體現得十分突出。
第七，書院的經費多以自籌為主，有較大的自主權，常常組織師生共同管理或監督各項開支。經費重點用於教學和學術活動,其他雜項費用所佔比重甚低。

㈨ 國內都哪所大學實行書院制呀

香港中文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政治大學、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7所高校在京發起成立亞太高校書院聯盟。

作用：

鍛煉學生能力的各種活動，主要是在書院層面舉辦。這些活動包括海外交流及外訪計劃、研討會、師友計劃、社區服務、領袖才能訓練等等，還有各種學生社團組織的課外活動。

強調全人發展是崇基的特色，通過為同學提供各種非形式教育項目和課外活動，培養他們自尊、自信、自強的精神。

書院這種小而緊密的群體有利於維持師生和同學間親密的關系，促進溝通，並培養歸屬感。不少學生和老師都認為，書院制讓各專業的學生混雜居住生活，有利於學生開闊眼界，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住在一起，可以接觸到更多信息，對學生今後發展有幫助。

(9)中國書院制度和它的教學教育特點擴展閱讀：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色的教學組織形式，蘊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中國書院作為種獨特的教育組織形式，是中國流傳千年的教育研究結構，是我國封建教育的重受輔助和有益補充。

面對新時代的文化要求，重新審視書院，目的是把書院教育中的閃光點攫取下來,使其能夠結合現代教育的現狀，在當今的教育實踐中積極的運用，以此推動現代教育的不斷前進。

書院教育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大批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加盟書院教學，把先進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思想引入書院，加之書院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使得書院形成以講會為主，完整獨特的教學方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