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日知录》三则的译文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❷ 谁能帮忙翻译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文须有益于天下》，《著书之难》，《文人之多》这三则呢
文之不可绝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交，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文章不可以和天地隔绝，要阐明道理，要记录国家大事，要体察民间隐情，要宣扬人的善良，只有这样，文章才能对天下有益，对未来有益，多写一篇就有多一篇的好处。如果净说些妖魔鬼怪的事，毫无根据的话，鹦鹉学舌，污蔑攻击他人，这样只能害人害己，多一篇，就多一篇祸害。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chuǎn喘）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子类的书，除了《孟子》、《荀子》之外，《老子》、《庄子》、《管子》、《商书》、《申子》（申不害）、《韩非子》，都能自成一家之言。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 就不行了，都是沿用了诸子的观点和事实，汇编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他们的书籍，都是从前人的书本中翻出的，所以一定不会很多，大概只有《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了。他们在书中讲了古人没讲到，而后人又不可不看的东西，这样写出来，才勉强传到后世的吧？
宋朝的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贵与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才写成的，终于成了后代不可或缺的书；所以其中小有舛漏，也还难免。像后人写的书，越多舛漏越多，越快越不传：所以这样，是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了，想急于求名的原因啊。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我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唐宋以后，哪个文人像我？本来就有那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说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宋代刘挚每当教训他的子孙时说：人要以学识为重，名声为虚！是啊，只靠“文人”的名声立世，怎么能让人敬重呢？这就是杨雄所说的“只摘我的花而不吃我的果”的人。
中间诗句未译，拟可看懂。
❸ 日知录三则翻译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可以在世上断绝（缺少）的原因，是要阐内明道理，记录国家容大事，体察民间隐情，宣扬人的善良，像这样的文章，对天下有益，对未来有益，多一篇就有多一篇的好处了。至于那妖魔鬼怪之事，毫无根据之语，剽窃人言之说，巧言谄媚之言，像这些，对自己有害，对他人无益，多一篇，有多一篇的祸害。
著书之难
子类的书，除《孟》、《荀》之外，《老》、《庄》、《管》、《商》、《申》、《韩》，都能自成一家之言。到《吕氏春秋》、《淮南子》，就不能自成一家之言，所以选用诸子的言语，汇编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今人书籍，都是从前人书中翻出的，所以一定不会很多，大概只有《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罢了。它一定是古人没讲到，而后人又不可不看的东西，然后写出来，或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的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贵与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才写成的，于是成了后代不可缺少的书；但书中小小的差错遗漏，尚且不能免。像后人写的书，越写得多问题也越多，越写得快却越不流传。之所以这样，是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了，想急于求名的原因啊。
你看这个完不完全，不完全再提出来。
❹ 日知录三则翻译
修辞是这一部分的小标题
典谟、爻象（特指尚书、周易，泛指经典），这是二帝三王的话。。《论语》、《孝经》，这是孔夫子的话。文章在于其中，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此。所以说，有德性的人一定必定会有自己的话流传下去。游定夫的话说得真是好啊：“连文章也不会写却想懂得性与天道，那就好比修筑数仞（七尺或八尺为一仞）高的墙，却把尘土泡沫当做基础，根本没有这个道理啊。”后来的君子，在刚刚问学的时候就谈性论道，却把文章视为小技，而不必花费功夫。然而孔夫子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他的意旨深远，他的言辞有文采”吗？不是说过：“说的话没有文采，传播的就不会久远”吗？曾子说：“说话的时候，多考虑言辞和声调，就会避免粗陋粗野和错误。”曾经看到现在的从语录入门的讲学先生，多不善于语言修辞，有的人于是反过来用子贡的话来讥讽他们说：“您谈论性与天道的话可以听到，您的文章修辞却没有听说过。”杨用修曰：“文，就是道也。诗，即是言，语录体出现以后文章与道就判然有别了，诗话出现以后诗与语言就远离了。”自嘉靖以后，人们都知道语录没有文采，于是王元美写作的《札记》、范介儒的《肤语》，向上学习扬子云，向下模仿文中子，虽然他们收获的浅深之不同，然而可以称得上是懂得语言修辞的人。
这一段主要是引经据典强调修辞的重要性。
❺ 《日知录》中的文须有益于天下，著书之难，文人之多 这三则的翻译
《日知录》三则翻译
作者: 加入日期：10-07-21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