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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舞蹈教学

发布时间:2020-12-17 10:33:36

A. 传统舞蹈与现代舞蹈的区别和联系

一、“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审美选择

在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舞蹈人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与焦虑。对此,罗辛在《世纪初的思考——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舞蹈》中做了集中论述。他从比较美学与比较艺术学的角度回顾了“五四”以来中国戏曲、中国画和中国舞蹈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舞蹈不应该在追求“原汁原味”的口号下古董化。他虽反对“欧美文化中心论”,但强调审美趋同性和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性的“中西融合”说。和罗辛观点不同的韩谨和钱正喜等人则更强调中国传统。韩谨的《“结合课”——创建中国古典舞的最佳选项》认为,遵循传统文化的审美原则来建构和复兴中国古典舞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钱正喜则更自转性的回收视线,认为沉积着我们民族“圆流周转”的美学时空观和“得意忘形”的人体审美观以及“虚实相生”的美学表现手法的戏曲舞蹈是中国“中国古典舞”最直接的源泉与滋养。也是从艺术本体论出发的翁士晖却认为中国古典舞是独立的种类,“纯舞蹈”才是它的本质内涵。而中国古典舞中沉积的戏曲行当色彩却妨碍了中国古典舞的动态逻辑表现。“身韵”的出现才改变了中国古典舞语言表达上的窘境,从而强调中国古典舞动态语言“中性化”趋向。

对于民族民间舞的美学探讨是本年度的一个亮点。这反映了舞蹈美学家们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矛盾悖论中坚持“民族性”为主导的理性自觉。张种丽在《民间舞原生态与现在语境的整合及回归》中认为,“元素教学”发对原生态的民间舞进行了“革命性”的美学整理,促进了中国民间舞“学院派”的形成。但“元素教学”发却对民间舞原生态的整理状态有着明显的“肢解”和“弱化”之迹象。强巴曲杰、李倩、莫德格玛、吴维、李滨英等对各舞蹈文化区的民间舞蹈进行了审美探讨,在似乎是不知秦汉还是魏晋的沉醉中体现了对本民族舞蹈的强烈挚爱和整理本民族舞蹈的使命感。强巴曲杰在《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一文中探讨了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从而在继承和发展创新藏族舞蹈中,更好的把握古老民族的美学理想。莫德格玛的《游牧民族舞蹈文化溯源》则对内蒙古地区的岩化舞蹈图象做了描述分析。这些岩化图象中的舞姿情态鲜活生动的体现了内蒙古民族的审美风尚,珍贵的史料画卷是内蒙古民族的舞蹈之母。作者认为无论社会如何变革,这样的舞蹈文化很难脱离本民族的舞蹈特色。这种貌似民族本位论的观点体现的应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族自信心。李倩的《从娱神到娱人以乐身到乐心——楚乐舞的艺术特征及其历史嬗变》论析了楚乐舞的基本类型、独特功能、审美特征、创新意识以及对汉唐乐舞的深刻影响,指出楚人的进取、开放,不厌追新逐奇的创造而使楚乐舞独步古今。向开明、严德善的《太极气韵与朝鲜舞蹈韵律》阐释了朝鲜舞蹈之“韵律”的体现与中国太极“气韵”相近相当,体现出和谐、起伏、谦让、含蓄的审美特征。

B.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传统舞蹈

民俗舞蹈范围很广,大凡依附于各民族传统风俗活动的舞蹈,如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内丧礼仪、信仰崇拜等容等民俗活动中的舞蹈都包含在内。这类舞蹈导源于舞蹈艺术的萌芽期,至今仍大量存在,构成我们今天习惯称之为民间舞蹈的一大门类。

C. 古典舞传统中的八个手位有哪些

传统的八大手位:

八个手位即:单山膀、双山膀、顺风旗、托按掌、双托掌、山膀按掌、冲掌、双提襟

拓展资料:

古典舞历史起源

中国古典舞,这一舞种的定名,是欧阳予倩先生在1950年首次提出的,后得到舞蹈界人士认同并广为流传,最后被确定。当代中国古典舞与中国古代舞蹈有着血缘关系,但它并不是中国古代舞蹈的同义词。当代中国古典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北京舞蹈学院唐满城、李正一等舞蹈工作者在中国戏曲舞蹈和中国武术的基础上并结合外国芭蕾舞逐步总结、归纳而创立的。中国古典舞的概念有其历史性,更具有风格性的意味,它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

中国古典舞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宫廷舞蹈或更为遥远时代的民间舞蹈。至周代开始,到汉、两晋乃至唐代五代宫廷设立专门的乐舞机构,集中和培养专业乐舞人员,并对流行于民间自娱性舞蹈和宗教舞蹈乃至外邦舞蹈进行了整理、研究、加工和发展,形成了宫廷舞蹈。其中如周代的《六代舞》(包括《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菠》、《大武》六个乐舞),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乐部伎》、《大曲》等,异彩纷呈,各领风骚。

中国宫廷舞蹈,是历代统治者愉悦享乐、歌功颂德的一种重要工具,以女乐为主。由于宫廷舞蹈以统治者的审美情趣而创作,其一部分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风格上的绮糜、内容上的消极;但大部分还是多由艺人们在中国民间舞蹈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所以不乏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美之处。宋元之后,由于战乱频繁,文化受到破坏,舞蹈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汉唐时代的许多著名舞蹈竞相失传了。在传统舞蹈基础上形成的宋代舞蹈,以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逐步代替了歌舞艺术。元代,宫廷乐舞与民间歌舞,乃至“白戏”、“滑稽戏”、“角抵戏”等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戏曲艺术形式。戏曲艺术要求唱、念、做、打相结合,具有舞蹈、音乐、美术、杂技、文学、说白等多种因素,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戏曲中的舞蹈,含有中国传统舞蹈的精华,它根据人物情节需要,吸收了某些生活动作,并加以改造,加强和丰富了舞蹈的表现力。元、明、清三代以后,社会矛盾相对复杂,复杂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许多素材,使舞蹈进一步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初期,舞蹈工作者为发展、创新民族舞蹈艺术,从蕴藏丰富的中国戏曲表演中提取舞蹈素材,借鉴中华武术进行了研究、整理、提炼,并参考芭蕾训练方法等,建立起一套中国古典舞教材。同时,编排演出了《宝莲灯》、《小刀会》、《春江花月夜》等一系列具有中国古典舞风格的舞剧和舞蹈。伴随八十年代的开放政策,中国古典舞也不断地发生了变化,开始从外形到内蕴地向新空间拓展。一方面,舞蹈家们突破了仅仅局限于研究戏曲舞蹈的范畴,涉足到古代的石窟壁画以及各种出土文物中的舞蹈形象的资料之中,从而整理和创作出许多别具一格的古典舞和古典舞剧,如《丝路花雨》、《编钟乐舞》、《仿唐乐舞》、《铜雀伎》等等,这些复古乐舞突出了雍容大度、精确严谨、清晰明丽的风格特点。另一方面是舞蹈教育家唐满城、李正一的中国古典舞身韵理论的革新、创造和实践。

唐满城教授说:“‘身韵’从摆脱戏曲的行当、套路出发,从中国的大文化传统,包括书法、武术来探索它的‘形、神、劲、律、气、意’的审美规律,提炼它的元素,总结古典舞运动的路线、法则和阳刚、阴柔、节奏的内涵,从而使之不再有戏剧化、比拟化、行当化的痕迹,走向了舞蹈的主体意识和动作符号化的抽象功能。”他们把以往古典舞蹈中的动作规律,提炼总结为若干以腰部为中心、进行圆运动的基本动作,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典舞的运动空间。由此实践并产生了以《黄河》、《江河水》、《木兰归》、《梁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舞蹈作品。在《黄河》中,使脱胎于戏曲舞蹈的中国古典舞,突破了戏曲常规的局限,不再是戏曲行当的翻版,而是以大幅度的身体运动,把古典舞翻新成可以挥洒自如的表现思想和激情的人体语言,“从而使中国古典舞不仅从外形上而且从内在神韵上都找到了中国传统文代精神相一致的东西,从而使中国古典舞形成细腻圆润、刚柔相济、情景交融、技艺结合,以及精、气、神和手、眼、身、法、步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的美学特色。”《黄河》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身。

D. 文莱传统舞蹈有哪些

节拍的舞步,这个舞蹈是文莱的传统舞蹈,舞者是由3对男女组成的,男舞者通常穿着红色的丝质上衣和红色宽松的裤子,额前至脑后系一根长绳,女舞者则通常穿天蓝色服饰,上身是修身服装,腰间系一个浅金色的腰带,下身穿着类似于筒裙的直筒裙子,舞者一般是赤脚表演。这个舞蹈通常是在欢乐的节日里表演。文莱人民喜欢热闹,经常在集会或者节日里跳起欢快的舞蹈,《节拍的舞步》便是他们在庆祝节日时所表演的。舞蹈动作特点主要是有一种随意性和轻松感,动作并不复杂,也没有太高的难度,这也体现了文莱民间舞蹈易学的特点。男舞者表现得更潇洒,女舞者则表现得柔美妩媚。步伐主要有旁点步、进退步、曲抬步等,手随步伐有一定的变化,如进退步时双手随步伐的进退不顺边地摆动,在抬步移动时拍手移动。在表演过程中有一组动作是男舞者与女舞者相对而舞,以进退步相配合,双手保持左右开合,脚下保持着蹲颤的小幅度动律,随后在四个八拍后,以这一姿态和步伐变换队形,所有男子变换至女子身后,并且呈一个半圆形,围于女子身后,向正前方做这一动作。整个舞蹈通过简易的动作和手上的变化进行队形的变换,有男女一列的队形,也有男女一对的队形,还有男女交叉的队形。舞蹈音乐类似于印度歌曲般有婉转的曲调和唱词,音乐欢快,舞台上舞者激情饱满,内心流露出自然的幸福感,在音乐的伴奏下,舞蹈给观众传达了非常轻松、快乐的感觉。

E. 韩国传统舞蹈的动作

韩国舞蹈的特有动作是:用脚跟行走和在脚跟上转动;身体下蹲以后轻柔地抬起;从臀部向上微微抖动;肩部颤动;动作干净利落,并善于临时发挥。韩国舞蹈中的最富于特色的动作是身体的一部分悬空,身体在一只脚上保持平衡,另一条空着的腿伸直,同时肩膀上下颤动。韩国宫廷舞蹈的名称展示了花鸟的形象:《美人摘牡丹》、《有凤来仪》、《春莺》和《鹤舞》。
今天剑舞是一种只由女人表演的武器舞蹈,这种舞蹈并不卖弄剑术,只是表演逗人乐的击剑动作。这些优雅的形象像在《抛球舞》中一样反映了复杂而细致的情趣,这种情趣中还带有宁静的幽默。在《抛球舞》,两队妇女竞相把木球抛进用花装饰的球门的洞里。抛进的人得到一朵牡丹花。抛不进的人被一个“涂抹女郎”在一边脸上涂上一条黑线。投球和奖罚都是用流畅的、有节奏的动作表现的,在整个活动之前都可以见到手持旗子的导引,始曲和终曲都是由这些人唱的。古典的《春莺舞》需要最熟练的技巧,因为这种舞是在最小的空间以最慢的速度表演的。人们感兴趣的主要是那种连续地用力挥动彩虹带一样翩翩飘动的长袖的动作。在1418年登位的伟大的朝鲜王朝国王世宗既爱好文学、天文学和美艺术,也同样爱好音乐和舞蹈。他把音乐和舞蹈分成三部分,并改变宫廷乐师和舞蹈演员的服装。他的孙子成宗命人撰写关于韩国音乐和舞蹈的集大成的书籍《乐学轨范》,这部书描述了在再现这些古老的艺术作品方面仍然采用的舞蹈动作、服装、道具、程式和乐器。韩国很幸运,能有这些昔日流传下来的瑰宝,并且有国立国乐院的能把这些瑰宝重新展现出来的艺术家。早期的记载表明,高贵的宫廷青年“花郎”(新罗的青年精英组织)的出现早于宫廷女舞蹈演员。有一个时候,男青年组织成员只为国王及其大臣跳舞,而女舞蹈演员只为王后及其宫廷跳舞。在宫廷舞蹈《鹤舞》中,舞台后部展现两朵莲花花蕾,两个舞蹈演员扮成两只大鹤,随着舞蹈情节的展开,这两只大鹤用它们的长喙啄莲花花蕾,接着花瓣展开、儿童舞蹈演员出现。一种类似的舞蹈有同样的从莲花花蕾中出来的儿童,以及作为鸟主角的两只大鹤。牡丹花和莲花当然是来源于佛教的象征。

F. 日本传统舞蹈

日本舞蹈广义指流行于日本各地的各类舞蹈,如古代舞、乐、能、民俗舞、歌舞伎舞蹈等;狭义专指包括各种流派的歌舞伎舞蹈。在日本,“舞”古时也称“游”,中世纪后称“踊”。最初的日本舞蹈称神乐,如巫女舞,是用以敬神、娱神、通神的舞蹈。

日本舞蹈-舞蹈简介编辑本段 日本舞蹈广义指流行于日本各地的各类舞蹈,如古代舞、乐、能、民俗舞、歌舞伎舞蹈等;狭义专指包括各种流派的歌舞伎舞蹈。在日本,“舞”古时也称“游”,中世纪后称“踊”。最初的日本舞蹈称神乐,如巫女舞,是用以敬神、娱神、通神的舞蹈。

奈良到平安期间,从外国传入伎乐(百济人味摩之从中国吴越一带传来)、雅乐(唐代燕乐)和散乐(中国民间歌舞、杂技、幻术、百戏),使日本舞蹈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中世纪的能乐也受到中国傩舞和傀儡戏的影响。江户时代歌舞伎的产生和发展,开创了日本舞蹈的新局面,出现了很多不朽的名作和著名演员。
日本舞蹈-舞蹈形式编辑本段 神乐
原始的日本舞蹈是用于祭祀活动的,称神乐,以招魂、镇魂和祈祷动作为基础。它是根据名著《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描写的天岩屋户和天钿女命“神灵附体”的祈祷舞发展而来的(见民俗艺能)。最初由巫女(游女)来跳,后来也有男性(游男)跳的。原始社会的这种舞蹈根据祭祀活动分为定期和不定期的两种。定期的与狩猎、农耕等有关,根据季节和时令而定;不定期的因人间的生死、灾病、婚姻、战争而举行。封建时代,宫廷制定御神乐,巫女的职务由男性神官所代替。流传在民间的神乐称乡神乐或里神乐。至今犹存的“翁”和“三番叟”等祈祷舞,都保留了古代神乐的传统。现在岛根县隐岐岛烧火山神社还有巫女舞,舞蹈时巫女2人戴天冠,着白衣绯,执扇而舞,以请神祗降临。伴奏乐器有大鼓、铜钹子等。神乐因广泛流传于民间,后也包括在民俗艺能之中。

雅乐
又称舞乐,是日本宫廷中祭祀、燕享时的音乐舞蹈,与中国古代舞蹈中的雅乐含意不尽相同。日本雅乐包括日本固有的乐舞催马乐、朗咏等。此外还有三韩乐、渤海乐、伎乐、唐乐(隋唐燕乐)、散乐(钵头、兰陵王)以及西域诸国的乐舞如天竺乐、林邑乐、度罗乐等。文武天皇设雅乐寮,其后,雅乐分为左右2部,左部为唐乐(包括天竺、西域系统的乐舞),其中有:《春莺啭》、《万岁乐》、《太平乐》、《皇帝破阵乐》、《桃李花》、《打球乐》、《采桑老》、《皇獐》等。右部为高丽乐舞,并包含林邑、 百济、 新罗、渤海乐。高丽乐有:《蝴蝶》、《延喜乐》、《林歌》、《白滨》等。渤海乐则有《绫切》、《新》等。这些乐舞在平安朝中期逐渐日本民族化。奈良时代(701~704)宫廷设立雅乐寮、雅乐所,并置伎乐师和伎乐生。左部为氏(平民);右部为多氏(朝臣)掌管。实行世袭制度。室町时代(1467~1588)应仁之乱(1467~1468),乐人四散,传统中断。江户时代(1603~1868)雅乐复苏。明治四年(1871)雅乐的三方乐所被解散,乐人为宫内省(现宫内厅)乐部吸收,雅乐得以延续。现在宫内厅仍上演雅乐。

自古以来雅乐舞蹈是一子相传,故称为秘传。现已扩大了范围。其舞蹈节奏缓慢,动作不同于一般日本舞蹈,它保留有“剑指”、“骑马蹲裆式”等姿态,步法别具一格。雅乐的音乐大都有“序”、“破”、“急”的 3段。所用打击乐器,左方有大鼓、钲鼓、鼓;右方有大鼓、钲鼓、三鼓。管乐器有筚篥、笙、横笛、高丽笛、神乐笛。弦乐器有:乐筝、乐琵琶、和琴。

伎乐
是从中国吴地(江苏省一带)和西域(新疆一带)传到日本的乐舞。据日本钦明朝(539~571)《新撰姓氏录》记载,“自吴国传来佛像一躯;伎乐调度一具”推古天皇时(612)百济人味摩之从中国吴越学得伎乐,在日本朝廷传习。据镰仓时代(1192~1333)《教训抄》记载,伎乐有师子、吴公、迦楼罗、金刚、波罗门、昆仑、力士、大孤(老翁面)、醉胡等 9种。乐器有笛、三鼓钲鼓3种正仓院藏有伎乐面具和天平胜宝年(752)东大寺大佛开眼供养的伎乐服装。现在大阪四天王寺圣灵会,尚保留着传统的伎乐。师子(狮子舞)在日本民间极为盛行,后发展为具有地方特点的民间舞蹈。《太神乐》为狮子神乐的一种,2人披狮子皮,戴狮子头而舞,后来又加上曲艺杂技等演出。能乐中的“石桥”系统为狮子舞,它在歌舞伎中发展为《镜狮子》《相生狮子》、《英执着狮子》、《三人石桥》、《连狮子》、《枕狮子》等,均为优美的狮子舞。《镜狮子》由两段构成,前段为女性舞蹈,后段为狮子精游戏于牡丹、蝴蝶间,舞蹈还表现狮子的眠卧、洗毛等嬉戏动作,成为脍炙人口的日本舞蹈保留节目。

歌舞伎舞蹈
是根据出云地方阿国的念佛舞和民间集体舞婴(1603)条载,“于女院歌舞伎踊有之,出云国人云云,女御之御振舞也”,这是最早的文献记载。歌舞伎吸收了传统的舞蹈和现代风俗等要素。其后又以踊为基础与“人形振”的技艺和人形净琉璃中的“景事”道行舞蹈相融合。因此,一般认为歌舞伎以前为“舞”的历史,从歌舞伎开始为“踊”的历史。其舞蹈的特色为“舞”、“踊”、“振”(模)三要素相结合。“舞”为古典“能”的手法,幽雅而含蓄;“踊”则多具有民间舞蹈特色,生动活泼;而“振”则是戏剧性的动作。三要素有机的结合,成为歌舞伎的特征。歌舞伎采用歌者不舞、舞者不歌的形式,由乐人歌唱。伴奏乐器以三味弦为主。舞蹈音乐以“出端”、“中端”、“入端” 3段形式组成;伴奏音乐有“长呗”、“净琉璃”、“常磐津”、“清元”、“义大夫调”等。

自元禄至享保年间(1688~1736)产生了右近源左门、水木辰之助、初世濑川菊之丞、初世中村富十郎等歌舞伎名师。有《沿海之路》、《枪踊》、《七化》、《道成寺》、《石桥》、《鹭娘》等不朽名作。其后歌舞伎发展成为以旦角为主的表演形式,但也有极为著名的男性舞蹈,如初世中村仲藏创造的舞踊剧《关之扉》等。

自宽政时期(1789~1801)经文政期(1804~1830)新型舞蹈“变化物”问世。剧中由一名舞者扮演几个角色,大都表演富有变化的舞蹈小品。流传至今的有《鹭娘》、《娘》、《六歌仙》、《越后狮子》等。特别是市井风格的舞蹈,例如《供奴》、《卖团子》、《粟饼》、《神田祭》等流传更为广泛。明治前期出现了四世中村芝、九世市川团十郎等名家。近年,又出现了七世坂东三津五郎、六世尾上菊五郎等。由歌舞伎振副师(编导)从歌舞伎中独立出来后,歌舞伎逐渐发展为多流派的舞蹈,目前已有300多个流派,主要有志贺山流、间流、西川流、花柳流、中村流、坂东流、吾妻流等。各流派在节目上大致相同,但在舞蹈处理上则有显著区别。较古老的志贺山流、间流节奏稍慢,动作较大,而新兴的花柳流、若柳流等则节奏稍快而动作细腻。这些流派中著名的振副师(编导)有花柳寿乐、西川扇藏等,著名演员有初代花柳寿美、初代荫静枝、初代西崎绿、花柳寿辅、花柳寿南海、花柳照奈、花柳茂香、五条珠实、间秀齐、吾妻德穗等。

上方舞
江户时代的剧场诞生歌舞伎的同时,于京都大阪一带兴起了上方舞(座敷舞),也称京舞或地呗,即本地流行的歌舞。有冢流、井上流、吉村流以及后来出现的茂都流等派。上方舞动作洗练、含蓄而静雅。在技艺方面吸收了能的轻柔以及人形净琉璃(文乐)和歌舞伎“振”的动作。著名上方舞家有井上八千代、武原吭、吉村雄辉、茂都陆平等。

新舞蹈运动
日本舞蹈运动是和日本新剧一起,由歌舞伎界独立出来的部分人开始的。以坪内逍遥的名著《新乐剧论》为起点,1904年《新曲浦岛》问世,废除了歌舞伎舞蹈中不合理性和狭隘性的趣味,创作具有艺术美和诗意美的日本新舞蹈。但由于坪内逍遥创造的节目,意图之高,规模之大,脱离现实,难以实现。进入大正时代,西方舞蹈传入日本,才真正开始了新的舞蹈运动。初代荫静枝组织的“荫会”,点燃了新舞蹈运动之火。根据中国昆曲《孽海记》创作演出的舞蹈《思凡》,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市川猿之助,五世中村福助的“羽衣会”,花柳寿辅的“花柳舞蹈研究会”,花柳(五条)珠实的“珠实会”。花柳寿美的“曙会”等。新的舞蹈组织相继成立,并产生了新型的舞蹈家。这时舞蹈也开始受俄罗斯芭蕾的影响,采用西洋乐器伴奏,有了群舞。除改编上演《思凡》之外,当时还创作演出了《虫》、《女人和影子》、《春信幻想曲》、《阿依努之神》、《太鼓的旋律》等新舞蹈。

日本舞蹈-舞蹈历史
日本舞蹈的历史追溯日本舞蹈的历史,早在平安时代(794~1192)起,就有流传于皇室之间的“雅乐”。它是日本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歌、舞,加上自中国、朝鲜传入的佛教艺术所产生的独有的音乐、歌曲、舞蹈形式。现在宫中举行活动等的时候依然还在表演。

到12世纪,产生出了一种叫做“白拍子”的歌舞,身着男装的女子,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和着笛音鼓乐,翩翩而舞。

到14世纪,讲述一定故事的假面舞剧——“能”形成了。17世纪时,一位名叫“出云阿国”的女子,成立了艺能团体,在京都跳歌舞伎的舞蹈,深受普通大众的欢迎。由此,“歌舞伎”这一戏剧诞生,江户时代(1603~1868),在歌舞伎剧中演出的舞蹈开始单独发展起来。

到近现代,又受到欧美传入的芭蕾、歌剧等的影响,脱开歌舞伎的舞蹈框架进行的创作活动走向兴盛,至今还有各种各样的新作“日本舞蹈”面世。
日本舞蹈-舞蹈曲目
产生于歌舞伎的日本舞蹈,具有许多江户时代起流传下来的古典舞蹈。代表作品有《劝进帐》、《忠臣藏》等表现日本历史人物的故事性舞蹈,还有以舞蹈表现恋爱和感情的作品(《京鹿子娘道成寺》非常有名),也有取材于“能乐”的作品(祈祷天下太平的舞蹈《寿式三番叟》很具代表性)。

除了表现女孩子的可爱和天真的传统女舞《樱花》、《花相比》之外,还有取自于日本历史题材的《武田信玄》、《宫本武藏》等男舞,2004年还出演了以漫画《犬夜叉》为题材创作的新作。
日本舞蹈-舞蹈道具
日本舞蹈中使用手巾、扇子、刀、伞、拐杖等多种道具。

平安时代(794~1192)时日本所设计的扇子,还是日本舞蹈的必需品。舞蹈的过程中挥扇、转扇等使用方法多姿多彩。它的图案也随着演出曲目的不同而多种多样。

在普通的技艺学习中,各个流派基本上都会使用绘有家徽图案的扇子。河藤流中,入门者使用白竹扇骨白色质地的家徽扇,随着级别的不同,所用的扇子也会发生变化,待取得“名取”的地位后,就会使用墨色扇骨,有金色家徽装饰的扇子。

手巾和扇子相同,也是非常重要的小道具,也有很多种的用法,例如用它当做船篙,或是拭目以表现悲痛的情绪等等。手巾一般多为宽约30cm,长约1.5m的木棉布或者绉绸,颜色、式样各不相同。还有一些染上了图案,如圆点花样(布上染出的花样如豆粒般的圆点)、山道条纹(如数重层峦叠叠的花样纹路)等。

此外,如果身穿和服的话,足套也是必需的。除固定的白色足套外,浅葱色(略带绿色的淡蓝色)、藤色(浅紫色)、蛋黄色(浅黄色)等,都和演出的剧目和服装精心搭配起来使用。
日本舞蹈-舞蹈动作
日本舞蹈中有几种固定的舞蹈动作以及小道具的使用方法。把它们加以组合,就可以表现悲伤、喜悦等各种情感,还可以表现祭礼活动时的热闹情景以及舞台上的场景。
1、“棹”,是以手巾当作船篙使用。双手抓住手巾的两端,伸直,并且做一前一后地摆动,看上去正如划船一般。

2、“追分”,是把手巾自项前分别搭在左右两肩上的样子。它是表现身着和服便装的男子的气势。

3、女舞中所用的“霞流”动作,表现了流云飞霞般优雅而华丽的感觉。以两手撑开手巾,优雅地托起云霞,送往后方。

4、要表现悲伤,或者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闹脾气的情绪,则是“松叶流”。它的动作是把手巾用口咬住,左手持手巾,右手则往下作甩手状。
日本舞蹈-舞蹈妆扮
日本舞蹈基本上是江户时代形成的,所以当时的风俗一直保留至今。根据扮演角色的不同,和服、假发,还有草鞋和木屐的样子也分别各有不同。在正式上台表演之前,表演者先要化妆。“日本舞蹈”中一般会把脸部、颈部、背部、手指等涂成白色,用毛刷蘸着溶在水中的白粉刷到身上。

化完妆之后,再穿上服装。先穿上和服衬衣之后,再请人帮忙穿上和服。最后再戴上假发就好了。
日本舞蹈-教学方法
普通人学习日本舞蹈时,各个流派的教学方法均有不同。大多数的教学方法是,通过逐个学习固定的曲目的方法,逐次掌握日本舞蹈中所必不可少的身段表现、脚步动作、小道具的使用方法以及各种动作。

一般情况下,技艺学习时是师傅和弟子一对一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问候。学习开始和结束时,必须正座,互相庄重地鞠躬。这个时候,必定要把手巾竖着折四下,横着折两下,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后把非常重要的扇子置于其上。对于学习舞蹈的人来说,扇子是神圣之物,据说它是把日常空间和神圣之地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具有一种佛教的涵义。这也正是“日本舞蹈必定自礼始,以礼终”的说法的由来。

动作重复
模仿老师的舞蹈动作。学习一开始,师傅先站起来跳舞,然后由学生也模仿她的动作跳。跳的时候,会细分为几个场景,反复练习跳很多遍,如以手持长棍棒的年轻男子扮相自舞台左侧登场的部分,舞弄长棍棒的男舞动作部分等。

点评
学生对镜确认并纠正自己的动作。一连串的动作记住之后,接下来师傅就会有很多批评。 师傅的批评甚至包括长棍棒以及手巾的使用方法,头和脚的方向等细微的部分,每次由学生都把同一个动作反复加以练习。

全套练习
学生先跟在师傅的后面跳,到练习的后半部分,也会尝试独自跳。先是以年轻男子的装束上场之后,使用长棍棒跳舞,然后又戴上男女滑稽面具跳舞,这样让人渐渐感觉到祭礼的热闹。 每次约40分钟左右的练习时间中间基本上不休息,集中跳完。最后行礼结束。

以上

G. 大传统舞蹈是什么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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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传统舞蹈中,尽管有些舞蹈从其产生说,并未直接服务于

I. 时尚舞蹈与传统舞蹈的区别与联系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就逻辑而言是两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可谓有“矛”才有“盾”,有“碰”才有“撞”。并且由文化碰撞形成文化反弹的文化震撼,使文化互动的双方受到影响。然而,目下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奇怪的景观是:虽然东西方文化是互惠互利,而冲突与震荡只存在于东方——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汇中深受的困挠,西方舞蹈家则毫无感觉。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70年代,另一位先锋舞蹈家特丽莎.布朗的现代舞蹈团一边打着中国的“太极拳”,一边创造她的“放松技术”时,布朗女士亦从未困扰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力创造了美国最先锋的艺术,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冲突与震荡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为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弱所囿,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冲突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冲突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文化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代发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即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者方向的正确性都无可厚非。就其特定意义而言,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待被认同的心态,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对接踵而来的本土认同更具有说服力,“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绝不在于“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实上,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麦加”,东方的舞蹈家常常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这样,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往往不是诞生于艺术家刻意追赶时尚之中,而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地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的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生活变得复杂和严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去成一片浪,或像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动机,表现人类有机的行为。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景。为美国现代舞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石。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鹜,但她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鲍希艺术的价值在于她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世纪,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现代“舞蹈”则一反常态将其影响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响了欧美剧场大约不在于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文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肉体的畸型发展的揭示,对不断制造垃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的揭露。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现存问题的考索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决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应关注的是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派”与“现代性”
关于“现代舞”亦是我们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概念。对于这个说不清的问题还必须说的原因是由于它直接关系我们前行的方向。现代舞虽说对其认识众说纷纭,但从表象上总括起来其基本特点主要与以下几方面概念相联,一是与过去时所对应的现在时的时间概念相联;一是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发展的历史概念相联;一是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现代主义美学概念相联;还有就是和古典芭蕾所相应的风格类别的概念相联。可是有人却狭隘地把东方的现代舞看成是西方舶来的一个现代派舞蹈流派,或仅把它界定为与芭蕾相区别的一个舞种风格,其结果是从本质上忽略了现代舞是一场实现舞蹈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艺术革命和艺术运动,从而未注意到现代舞蹈家们对“现代舞”的“现代性”的体认与强调。即便西方现代舞蹈家本身亦不强调“现代派”的派别,而强调现代舞是一种观点,一种对当代世界中艺术功能的态度(塞尔玛.珍妮.科恩语)。把现代舞理解为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舞蹈艺术与时代同步的必要性的认识(霍塞.林蒙语)。因此,淡出“现代派”,强化“现代性”是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借鉴中,东方舞蹈家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关键,亦是使现代舞蹈文化牢牢地建构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石之上的关键。
所谓“现代派”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发展到20世纪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可以说,它是形形色色的标榜反传统的文学艺术家的总称,它是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美学的一次彻底的反向运动。而“现代性”则应是指“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即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是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丹尼斯.贝尔语)。在这种精神引领下建构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的舞蹈艺术一是具有现时代的独创性;二是具有现时代的经典性。如果这两者均属于一切优秀艺术品的标志的话,那么,对于现代舞而言,它还具有和一切传统艺术相区别的“实验性”——为艺术与为生命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作出的超出传统价值判断的种种探索。因此,作为一个现代舞者不仅应该具有批判旧传统中的僵化成分的勇气,亦应具有超越旧传统建设新文化的能力。因为只具有破坏力而缺少建设性的艺术行为较少具有说服力。另外现代舞者还应具有坚强的神经,去迎接旧习俗的攻击与挑战,承受失败和环境的重压。并且以健康的心态,不急功近利,不媚权媚俗,不取媚西方。因为,现代舞的艺术尺度永远存在于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特定的文化“角色”之中,永远存在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审美理想之中。从另一方面而言,整个社会应对现代舞蹈的“探索性”与“实验性”具有足够的认识与理解,并对其敞开更宽广的怀抱。注意不要教条地以传统与主流艺术的标准来要求与规范它们,防止在这种要求和规范之中使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而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所带来的不是作为现代舞一种舞蹈风格种类发展的滞缓,而可能将是一个民族舞蹈文化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的丧失。因为这是由于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在现时代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差异所致。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和民族已认同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它以一种艺术的和谐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定。而现代艺术则代表着对传统秩序的一种突破力量,对旧有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提出质疑,以一种新的可能性取而代之,试图将艺术推向前进。
关于现代艺术的标准,有学者曾提问:大众的口味,官方的尺度,专家的判断,学院派的规范,到底哪一个是艺术的最高尺度呢?并且现代舞、古典舞,民间舞到底哪一种更重要呢?本文再次重复著名理论家约翰.罗素的话语以为作答:作为真正的艺术,是何种类都不重要,“在伟大的艺术家看来,所有艺术标榜的标签都是可笑和无聊的,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沉潜到他的艺术生命的底层,去开拓全新的生命意义和真正的艺术瑰宝。”并且如果我们坚持用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艺术精神建构我们本土的现代舞蹈艺术,东方现代舞蹈文化摆脱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走向融合,并在全球化的世纪里使自己的舞蹈艺术纳入世界民族舞蹈文化的轨道一定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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