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小学数学教学叙事和案例
记得在教学《一位数乘两、三位数》时，我曾安排学生完成一道看似平常的改错题，（即如下几题）
12 52 476
× 7 × 2 × 8
74 104 3808
由于班上的学生非常活泼外向，当时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于是我顺势将话锋一转：“今天，有几个数学病人怀疑自己生病了，来到我们班求医，看看哪位数学医生的医术高，为他们解决病痛？”话音一落，课堂气氛一下子进入了新的高潮，学生们纷纷埋头认真分析，并很快地一一举手，嘴里喊着：“老师，我知道该怎么给他们治病了，让我来吧！”有的坐在前排的学生甚至都离开座位，把手举到我的面前来了，一副惟恐我不让他们“治病”似的。于是，我叫了其中一名学生，名叫张晓丹：“张医生，请你上来为第一个病人看看。” 张晓丹同学一听到我这么称呼她，刚开始一楞，后来马上领悟了我这么称呼她的用意，非常高兴地上台，开始分析“病情”：“这个病人的病因出在忘记在这里进位了。”一边说，一边还拿着红色粉笔指着个位和十位之间的位置，并补上“1”，接着就在积的十位上将“7”改成“8”，说：“这样就治好了。”这时，还没等我讲话，下面的学生已经纷纷说道：“对了，对了，和我的看法一样。”既然学生们都已经发表了看法，并且这个“病人” 的确治好了病，我就趁势表扬：“看来我们班有许多和张医生一样医术高明的医生，谢谢张医生。” 张晓丹同学十分高兴地回到座位，其他同学这时居然也一个个都称呼她为“张医生”，弄得张晓丹同学一副“英雄凯旋归来”的模样，气氛既热烈又有趣。
到了第二题时，由于刚才那题营造的氛围还笼罩着学生们，学生们举手更积极了。这一次我叫了一名平时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现在有请郭凯凯医生上来为第二个病人瞧瞧。” 郭凯凯同学显然很意外我会请他上来，但马上就配合我，十分开心地上台“看病”了。他十分认真地再看了看题目，肯定地告诉我：“这个病人其实没有生病。”于是，我故作惊讶地问台下学生：“郭医生诊断得对吗？” 台下的方正同学马上站起来说道：“他诊断得没错，这道题确实没错。”其他学生也纷纷点头称是。我高兴地说道：“有了方医生和郭医生以及这么多的医生一块诊断，确定这个病人确实没问题，我想他应该放心了。谢谢郭医生。”第三题也和第一题一样，请了一个学生“看病、治病”。
最后，做总结时，我对学生说道：“其实我们在应用新知识解决问题时难免会出错，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是一名合格的数学医生，及时地找出病因，然后对症下药，避免小病变成大病，也避免下次再生同样的病。当然，是否能及时地发现问题，与我们的检查习惯有关。对于那些没有做错的题目，我们就当作给他免费体检一次吧！同学们，希望大家不仅能做好别人的数学医生，更能做好自己的医生，好吗？”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声音响亮，但其中那种坚定而又自信的语气更令我感动。
其实，我只是将该错的题目设置“数学医院”的纠错情境，没想到孩子们表现出如此高的积极性，如此跳跃的思维能力，让我深深为之惊讶和感动。是的，在数学学习中，很多练习枯燥乏味，形式单一，学生们常常有淹没在题海里的感觉，十分被动。即使做对了，也没有太大的成功喜悦感。这时就要求我们教师多注意练习设计的形式，只要形式多样了，有趣了，贴近学生生活了，学生自然就愿意做练习，并能从中体会学习的快乐，学习兴趣也将大大地提高
『贰』 小学劳技教学叙事
随着“教师专业化”、“行动研究”、“校本研究”、“科研兴校”、“反思性教学”、“教师成为研究者”等教育观念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开始与大学教育研究者一起开展“合作研究”。在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不少大学研究者鼓励教师留心收集自己的研究资料，然后整理成“教育论文”并争取公开发表。中小学教师最初对“发表教育论文”往往很有兴趣，热心地请大学研究者帮助他们“修改”文章，大学研究者也很乐意提供这种“专业支持”。
可是，发表教育论文似乎并不能促进教师教育实践的改进，也很难说能够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于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合作研究”之后，合作研究中的双方对这种以发表“教育论文”为目的的“教育科研”不免发生怀疑。
我们也曾与中小学教师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尴尬。不过，在一次与教师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教师在“谦虚”地承认自己“理论水平不够，不会写论文”的同时，他们很善于讲述自己经历的教育故事。他们叙说出来的“教育故事”很真实，且令人感动。
于是，我们开始改变合作研究的策略，把合作的重点从原来的“给教师做教育讲座”转移到“听教师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建议教师“讲述”自己是否遇到了什么教育问题或教育困惑，自己遇到这个教育问题的情境；问题发生之后，又是怎样想办法解决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教育事件，是否有值得叙说的细节。
那次对话使我们意识到，教师做研究可以采用“叙述教育故事”的方式，我们甚至在某些合作研究中提出“教师做研究就是讲教育故事”。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不少教师很愿意接受这种研究策略，并感受到“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对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的作用。
不过，我们也不断地遇到中小学教师提出来的质问：叙述出来的教育故事是否算教育论文呢？
我们的解释是：叙述出来的教育故事显然不是教育论文，它毋宁说是一种“教育记叙文”，我们称之为“教育叙事”。但又有谁能够说只有教育论文才算是教育成果呢？
就实际效果来看，“叙述”包括口述和书面描述，教育故事对教师本人确实是比较有效的研究方式。如果教师引经据典地写“教育论文”而对自己所发表的“教育论文”中的观念并不相信的话，这种“教育论文”不仅不能说比“教育叙事”更有理论水平，而且简直不能算是研究成果。相反，如果教师将自己遇到的教育事件叙述出来，这种叙述不仅可以启示他人，引起共鸣，而且可以在自我叙述中“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回过头来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通过叙述教育事件来改进、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这才是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真正目的。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在合作研究中常常建议教师以多种方式叙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我们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为“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的内容包括教学叙事、管理叙事或德育叙事。由于课堂教学是教师的最日常的教育生活，所以，我们将教学叙事作为所有叙事研究的重点。
“教学叙事”即教师将自己的某节“课堂教学”叙述出来，使之成为一份相对完整的案例。为了让教师有话可说，学校可以配合“集体备课制度”和“公开课制度”（或称之为“研讨课制度”）个人将自己的这节“公开课”（或称之为“研讨课”）相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之成为一份“课堂教学实录”。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用钢笔录像”。在我们与中小学老师的合作研究中，有教师将这个过程总结为“集体备课——集体听课——集体讨论——个人叙事”。
但“用钢笔录像”只是教学叙事的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使“教学叙事”仅仅落实为一份“课堂教学实录”。由于“课堂教学实录”很难反映教师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后所引起的“教学改进”与“教学重建”，所以，我们建议教师可以“夹叙夹议”，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这一节课某个“教学事件”的反思插入到相关的教学环节中。教师可以用“当时我想……”、“现在想起来……”、“如果再有机会上这一节课，我会……”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教学改进”、“教学重建”的考虑。在我们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中，有教师将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称为“插入”或“涂抹”，即教师将自己对本节课的感想“插入”到课堂教学实录中，将自己对整个教育或相关教育理念的理解“涂抹”到相关的课堂教学实录中。
之所以强调要配合学校的“集体备课制度”和“公开课制度”，主要考虑到这两种制度有利于教师之间相互合作，而且经过集体备课和公开课之后，教师可以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新的教育理念以及讨论中所发现的教学收获与教学遗憾，更有效地反思自己的教学。
这种“教学叙事”的方式同样适合于学校的德育工作、管理工作，可分别称之为“德育叙事”、“管理叙事”。比如教师可以将班级管理中发生的某些学生生活事件叙述出来，使之成为一份有教育意义的“班级管理叙事”。如果教师针对某个教育事件做一些追踪研究，那么，这种“班级管理叙事”会显得更有价值。同样，这种叙事也适应于校本的行动研究。校本的行动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的基本理念是：第一，“叙述”其实是一种行动方式，如果教师不行动，如果教师不改变自己的教学，教师就无话可说。第二，教师“叙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实质是“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教师参与教育研究不只是为了发表教育论文，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第三，对大学研究者而言，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研究，最好是“听教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目前，写教育论文是每个教师在成长过程中都要面对的事情，也确实有许多教师在写论文的时候犯了难。教师到底要不要写论文也引起过有褒有贬的争论。本文作者提出的教师做研究要关注发生在自己教育生活中的故事，并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叙述去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改进和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而不是去写那些有时是连自己也不理解的观念性的论文。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教育论文，毋宁说是教育记叙文。以此类推，可以提出教学叙事、德育叙事、管理叙事等等，在这些叙述中寻找那些有意义的细节，然后进行反思与分析。这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